知乎盐选会员精选文章有人会感觉很诧异：为什么在安史之乱如此高强度、长时间的战争过后，唐王朝还能延续近 150 年之久呢？
这个问题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唐王朝的政治合法性依然存在，并没有失德到人人唾弃的地步，仍然具有当时最强的政治号召力。
天宝年间，虽然有皇帝怠政以及李林甫、杨国忠多年为相的祸乱，大唐内部已经积累了许多危险，问题丛生，但表面还是光鲜亮丽的，许多人依然还以为处于盛世阶段，人心仍然在唐。
此时的局面，唐玄宗本人的评价颇能代表一些人的看法。天宝十五年 8 月，唐玄宗在成都颁布《幸蜀郡大赦文》，对自己执政 44 年的生涯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自己统治的前 40 年里，在祖宗之灵护佑下，在一些贤臣的辅助下，基本达到了让人民「小康」的地步，是值得肯定的，后面的 4 年里，自己对朝廷一些重臣过于信任优容，不加怀疑，导致一些奸臣凶党（说的是杨国忠与安禄山）负信背恩，确有失察之过。
唐玄宗可能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但至少这种局面比东汉王朝后期强多了。东汉在经历了汉桓帝、汉灵帝以及之前数十年的小皇帝统治后，天下人心失望，其统治根基业已严重动摇。与之相比，天下人心仍在唐室，尤其在对比安禄山叛军的行为后，人们的这种感受更加强烈。可以说，唐王朝的这种政治合法性依然处在一个极高的阶段，人们都承认李唐王室的统治。而这种合法性与号召力就意味着人才和其他各种资源，只要有合适的机缘，就可以迅速转化为军政实力。这也是唐王朝平叛大军遭遇三次大决战失败后依然还能继续进攻乃至灭掉叛军的底气之所在。而一些将领，虽然战功显赫、威望极高，但只要不遵中央号令，部下很快就会人心离散。
其次，逐渐完成了中央财政和中央军力的重建。
平乱需要相当的实力，而在河北、河南、河东沦为前线，中央军力在灵宝前线丧失殆尽之后，唐王朝要想重振，最重要的两项任务就是重建帝国财政系统和中央军力。这两个关键任务，最终在复杂的形势下逐渐地完成了。
在中央军力方面，太子李亨在杜鸿渐、裴冕等大臣的劝导下投奔朔方军，在灵武被拥立为帝。唐肃宗在此设立元帅府，以广平王李俶（后来的唐代宗）为天下兵马元帅，负责收集流散，整合兵力，统筹整个平叛战争。经过李俶等人广施恩信，召集兵员，前期潼关、长安等地被打散的将士纷纷来归，逐渐重建了直属于皇帝的中央军力。不但原来禁军系统的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军得到了恢复，还新建了神武军、英武军、衙前射生军、天威军等一批新名号的禁军。
之后，在激烈的战争过程中，宦官鱼朝恩利用自己观军容使的权力，不断运作，逐渐掌握了神策军这支发源于西北磨环川、此时正驰援内地的戍边部队，在陕郡将其从千人规模扩充为万人大军，使其成为自己手中的一张建功立业的王牌。广德元年（763 年），趁着吐蕃入侵，禁军溃败，唐代宗逃亡陕郡的良机，鱼朝恩率领神策军充当护卫，立下大功，神策军也被纳入禁军系统。再后来，神策军这支既是禁军又具有野战性质的军队随着局势的发展不断吸纳外镇精兵，构成了唐王朝中央军力的主体，高峰时总兵力达到 18 万之众，成为帝国维持稳定的压舱石。
在中央财政方面，面对战争爆发后原来富庶的河北、河南、河东沦为战场，财政系统崩溃的危局，以第五琦为代表的理财大臣重新建立了江淮财赋向西北地区转运的通道（江淮财赋沿长江、汉水，走洋川郡，直抵扶风），打通了东南通往西北的经济生命线，实现了帝国财政系统的重建。至德二年（757 年）2 月，当唐肃宗在凤翔汇聚陇右、河西、安西、西域诸军时，江淮庸调也按时运至洋川和汉中，有效保障了大军的后勤供给，为唐军收复两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他仿照颜真卿在河北的做法，设榷盐法，对食盐进行专卖，仅此一项每年可增收 40 万贯。由于卓越的理财之功，第五琦自战争爆发后短短三年就从录事参军升为帝国宰相，创造了令人瞠目的官场神话。
更为重要的是，在安史之乱进行到第五年的时候，能臣刘晏开始掌握唐朝的理财事宜。之后 20 年里，在他的精心运筹下，帝国财政实力大为好转，盐税成为支撑帝国财政运行的核心资源，每年仅此一项收入就达数百万缗，收入是以前的十倍之巨。同时，他还改革漕运，疏通运河，有效保障了关中地区的物资输送，可以说重建了帝国的脾胃。
如此，唐王朝中央既有强兵又有较为充足财力，重新形成内重外轻的格局，逐渐稳住了局面。
再次，中央与藩镇之间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模式。
肇始于唐睿宗景云年间的节度使制度，虽然某种程度上适应了边疆地区复杂、多变的军事形势，但伴随着府兵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的兴起在现实中逐渐变形，在唐玄宗的纵容下，终于形成安禄山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怪胎。在平叛战争中，内地藩镇也不断形成，它们的组织模式与叛乱的河北藩镇并无本质区别，在节度使有了相当的实力和威望后，自主性、独立性、离心力自然而然地不断增加。比如，在李光弼出镇临淮之前，唐军东部、南部战区内的几个大将倚仗战功，颇为专横，其行为似乎都已经有点叛军的影子了。当时，检校工部尚书、御史大夫、淄青节度使田神功在平定刘展之乱后，不回河南与叛军作战，反而滞留淮南不前，居心叵测；山南东道十州节度、观察、处置使来瑱留在襄阳，也不听朝廷诏令；另外两个大将尚衡、殷仲卿在兖、郓两州更是置朝廷的号令于不顾，竟然相互攻击，同室操戈。
而在藩镇内部，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职业军人们以义兄弟、姻亲等各种方式结成利益团体，成为藩镇内部的特权阶层。其中尤以节度使的亲兵卫队（俗称牙兵）最为特殊，他们在藩镇内部战斗技能最高，战力最强，待遇也最为优厚，是节度使战阵争锋的利剑，成为藩镇特权阶层中的特权阶层。时日一长，尤其是涉及节度使权力更替的问题，牙兵的影响力便越来越大。如叛军大将田承嗣，在广德元年（763 年）投降朝廷后，先被封为检校户部尚书、郑州刺史，不久又升任魏博节度使。到任后，他在辖区内统计户口、整修武备，将户籍中的强壮男子全部收为兵丁，得部众十万，又从中精选一万魁梧有力、颇有技能者充作牙兵。为了养兵和自保，同时也为了自己的野心，他在辖区自任官吏，收取重税，建立了一种颇为疯狂的军国主义统治模式。河朔地区其他的藩镇为了自保，不得不有样学样，陷入疯狂的内卷中。
在经过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等数代人反复不断地削藩战争和藩镇内部几代节度使的权力承袭实践后，唐王朝中央与地方藩镇之间慢慢找到了各自的平衡点。
一些有叛逆传统的藩镇，虽说有较强的实力和自主性，但其实并没有单独挑战中央的实力，也能履行安定地方、平定边疆叛乱、向中央缴纳贡赋的义务。除非朝廷政策出现失误，逼迫所有的藩镇结成对付中央的统一战线，否则单独一个藩镇很难翻天。而藩镇节帅对内部的骄兵悍将则是又爱又怕，也需要朝廷的官爵和名位来压服内部的军心（尤其是安抚牙兵们的要求）、民心，稳固统治。如此就逐渐形成一种朝廷与藩镇互相依靠、谁也无法消灭谁的稳定局面。尤其是唐德宗即位后的一系列激进削藩举措，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保持这种平衡的重要性。
这三个方面的保持、修补、平衡是唐王朝能够在安史之乱后继续存在近 150 年的基础。
如果没有第一个因素，在潼关前线几乎输光所有家当的唐朝皇帝很可能彻底变成光杆司令。后续面对一次次的危机，尤其是唐德宗时代前所未有的吐蕃犯境、二帝四王之乱，如果不是身居正统，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唐德宗本人恐怕早就身死奉天了。
如果没有第二个因素，仍然沿袭唐玄宗时代内轻外重的军事格局，天下恐怕永远多事，难以安定，地方野心家们的反叛将会越来越频繁。
如果没有第三个因素，朝廷盲目地激进削藩，侵害节度使和地方职业军人阶层的核心利益，将很快面临众人的激烈反叛，甚至使其捐弃前嫌、建立对抗朝廷的统一战线。
从总体上来看，由于形势的需要，社会尚武之风持续提升，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形成了一种军国主义的体制，全社会的大部分资源都被用来养兵，当兵拿赏赐成为社会底层人们的唯一出路。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了当时中国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已经颇为衰落，但即便是一个小小的藩镇，也不是那些边疆外敌所能抵御的原因。一直到罕见的昏君唐僖宗上台，不断消耗唐朝中央的政治号召力，又在黄巢起义的冲击之下，唐王朝的中央军力和财政系统崩溃，藩镇中出现宣武镇（朱温所占据）这样的超级藩镇，唐朝天下才真正出现分崩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