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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二次进入罗布泊「死路」

这曾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未解之谜,一名身患癌症的科学家,神秘失踪在传说有「超自然力量」的罗布泊,倾海量人力搜索竟然找不到失踪的彭加木,只能寻到真相的蛛丝马迹,还有人称他是穿越回到历史的王莽……

彭加木是 7、80 年代中国家喻户晓的科学家和劳模,他身患两种癌症,却依然几十年活跃在西部科学考察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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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6 月 17 日,当他带领科考队在罗布泊考察时,他突然独自离队,一去不返。虽然几个小时后队员就出发找他,两天后军方动用了军车、直升机、一百多人进行地毯式搜索,并且往后的日子里政府也多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拉网式寻找,却没能找到他的踪迹或尸骸。 

新华社在 1980 年 6 月 23 日首次报道本案,此后彭加木的离奇失踪牵动了全国民众的心,无数的电话、电报、信件飞向彭加木的家中和单位。 

近 40 年来,网上流传着诸多揣测:譬如叛逃说,谋杀说,意外说,自杀说,外星人说等等。我会在这篇里通过这些年的新闻报道、著作、纪录片等,还原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罗布泊:死亡之海 

罗布泊的自然环境为彭加木失踪增添了一些神秘、恐怖的色彩。 

罗布泊过去是位于新疆东南塔克拉玛干沙漠最东缘的一个咸水湖,是仅次于青海湖的中国第二大内陆湖。多条河流在此交汇,丰富的水资源孕育了周边的多个古文明,包括罗布泊西北侧的楼兰古国。 

1899 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前往罗布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天空、大地和湖水在日落时分充满了奇妙的颜色,太阳将绯红的光芒洒在沙丘上面……这是一幅辉煌的、几乎令人畏惧的图景。」 

1933 年斯文·赫定再访罗布泊,发现罗布泊的水面竟比 34 年前大了许多,孔雀河入湖口处「草茂树密,水鸟成群,野兽出没」。在斯文·赫定拍摄的照片中,罗布人站在齐膝深的湖水中,有个男子手里捧着一条刚从湖中抓到的巨大的大头鱼。 

这个对比也从另一方面证实,罗布泊的水面神出鬼没,时而变大,有时缩小,甚至可以移动数百公里。 

对于罗布泊干涸的具体时间,至今还有争议,有人认为 1940 年代已大面积干涸,也有人认为是从 60 年代还在,但已经严重盐化;其原因也很复杂,自然和人为因素都有一定作用。 

1958 年开始,军方在罗布泊西北部的地方建立了中国核试验基地,也称为马兰基地。1964 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罗布泊西北 100 多公里处成功爆炸。 

到了 1970 年代,烟波浩渺的罗布泊已经成为只剩下戈壁、盐碱滩和沙漠的恐怖之地,被称作「死亡之海」。 

1980 年 5 月,55 岁的彭加木带领一支科考队向这片死亡之海出发了。 

这已经是彭加木第三次进入南疆的这片无人之境。 

彭加木是中国著名生物化学家,1925 年出生在广东省番禺县。他 1947 年从南京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1949 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助理员、助理研究员。 

1956 年,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去边疆各地考察。当时,31 岁的彭加木为了表示「为边疆『添草加木』」的决心,将自己的名字从「家睦」改为「加木」。 

但第二年春天,32 岁的彭加木在上海被检查出胸腔有纵隔障恶性肿瘤,当时的医生认为他体内癌细胞已经扩散,最乐观的估计只剩下两年时间。两年后,他依然活着,却又疑似患上了网状细胞性淋巴癌。 

身患两种癌症让彭加木意识到时间紧迫,所以意志顽强的他在那几年频繁前往云南、福建、甘肃等边远省份考察,曾十几次进入新疆,协助建立科研基地。 

彭加木第一次进入罗布泊是在 1964 年 3 月。他和几位科学家环绕罗布泊走了一圈,采集了水样和矿物标本。根据他的测算,罗布泊的钾含量非常高。 

有种说法,他在这次考察行程中还找到了研制核武器不可缺少的重水。虽然他名义上从事植物病毒研究,但有人猜测他可能也参与了当年的核工程。 

就在他结束考察几个月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地区成功爆炸。 

1979 年,彭加木兼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当年,中日合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将拍摄罗布泊,由于罗布泊涉及军事机密,便由中央电视台负责拍摄这一部分。开拍之前,彭加木和好友夏训诚等几个科学家一起去罗布泊探路。 

那次考察结束后,彭加木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希望能深入罗布泊的内部考察。他把想法报告了上去。1980 年,一份正式的文件准许他进入罗布泊考察两个月。 

第三次赴罗布泊 

彭加木担任罗布泊科考队的队长,并制定科考方案。他们定在 5 月 2 日出发,6 月底返回乌鲁木齐。 

我最初有些困惑彭加木对于时间的选择。五六月的罗布泊地区已经进入夏季,气温极高,更常见十级以上大风,引发沙尘暴,并不是进入罗布泊的合适时间。既然此次考察早有准备,他们为何不挑选更适合的月份? 

根据夏训诚的说法,秋冬确实是进入罗布泊最好的季节,但是由于军事原因,罗布泊的秋冬一般严禁任何人进入。他们选择 5 到 6 月之间,是想在春天风季之后和夏天酷热到来之前打一个时间差,可惜由于罗布泊的气候不可捉摸,他们的时间差并没打好。 

夏训诚本来任罗布泊考察队的副队长,但因临时的出国考察任务未能成行。 

最后临时组建的的罗布泊考察队有十一人,名单如下:  

彭加木:队长,生化学家,临时党支部书记;  
陈百录:临时党支部副书记,任行政主管和保卫员,随身携带一把 64 式手枪;  
汪文先:副队长,水文地质学家;  
马仁文:化学家;  
阎鸿建(闫红建):化学家,当年 30 岁,是科考人员中最年轻的;  
沈冠冕:植物学家;  
谷景和:动物学家;  
王万轩:司机,当年 38 岁,驾驶北京 212 五座吉普车,科考人员主要在这车上;  
陈大化:司机,驾驶八座大吉普车,拉人和电台设备;  
包继才:司机,驾驶苏联产牵引车,超载装了水和油共八大桶以及帐篷等;  
萧万能:驻军部队的无线电发报员。 

由于队伍是临时组建的,队员之间此前都不熟悉,性格和相处方式也在磨合。 

出发之前,彭加木和司机陈大化之间就发生了摩擦。当时第二辆和第三辆车上的物资都远远超过了汽车的承载量,陈大化认为罗布泊的路谁都没有走过,汽车超重很危险,故不愿意走。这让彭加木很生气。 

车上的设备一样都不能减,超重问题没法解决,陷入了僵局。最后还是当兵的陈百录向陈大化拍下胸脯,保证一切问题都由他负责,才让陈大化勉强答应出发。而那时的陈百录其实也对罗布泊毫无概念,只听说那里「风很大」。 

1980 年 5 月 2 日,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直奔马兰基地,因为只有得到部队的通行许可证,他们才可以在罗布泊开展活动。考察队此次行程的所有食品,从午餐肉罐头、榨菜、大米到面粉,也都在在马兰基地购买。 

马兰基地还为考察队配备了一部电台。这部电台由 4 名战士负责。其中三名战士在一个代号为「720」的地方建立一个电报接转点。第四名战士萧万能背着发报设备,搭乘陈大化的车,跟随考察队。 

5 月 8 日,在筹备完物资后,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出发了。 

他们第一天到达了驻扎一个排士兵的「720」。720 距离原子弹爆心只有 20 公里,陈大化的车由于开错路一直没跟上。此时,彭加木和王万轩之间产生了第一次分歧。 

王万轩希望停下来等陈大化,因为电台在他们的车上。他们此行由北向南纵穿 450 公里长的罗布泊盆地,万一遇到危险,没有电台就无法向外界求援。 

但彭加木着急赶路,不愿多等,这导致这一趟行程中陈大化的车一直没跟上。 

幸运的是,尽管他们在罗布泊湖底遇到各种艰险、古怪的地形,就连车轮都被被盐壳一片片削下来,尽管没有电台跟随,他们还是在水和油几乎用尽的那一刻到达了罗布泊南岸的米兰农场。 

6 月 5 日,他们终于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艰苦行程,每个队员都在庆祝这次考察的成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队穿越罗布泊的核心地带,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纵向穿越罗布泊,沿途收集了众多第一手科学考察资料。 

但此时,却有一人闷闷不乐,这人便是彭加木。尽管他的一本笔记本都用完了,但他认为此行并没有实现原定目标——找到更多矿产资源。 

他提出了一个令队员震惊的计划:重返罗布泊。 

既然原定的回程是在 6 月底,不如利用剩下 20 多天,开辟另一条穿越罗布泊的道路,既可以探索从未去过的东南角,也可以采集到更多的生物、土壤标本和矿物化石。 

刚刚逃过一劫的队员们无法理解:好不容易逃出罗布泊,为何还要回去?收获已经不少了,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再冒一次险? 

三个司机一看全程要跑 900 公里,都坚决不去。他们觉得太冒险,且太吃苦头了。其他科研人员对此提议也很抗拒,唯有研究植物的沈冠冕不太坚决,他想多考察一些,又怕自己的身体吃不消。 

在大家争论之际,新疆分院的电话到了,批准了彭加木的提议。 

在那个讲究思想觉悟的年代,大家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命令。但大家达成一个共识:当走到水或者油消耗一半,而探险的路还没走到一半的时候,就立即原路返回。 

科考队在当地筹备再次考察的物资。彭加木本人意外地在当地一家小店里买到了他很喜欢的青岛椰子糖,这让他十分高兴。 

在米兰农场,科考队修整了短短五天。6 月 11 日天还没亮,队员们就在农场的食堂提前吃了早饭,匆忙出发了。 

重回罗布泊 

这次彭加木打算从木兰出发,沿疏勒河古道东行,到达库木库都克,再西行寻找进入罗布泊的新路线,然后横向穿过罗布泊,到达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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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预计全程需要七天时间。考虑到汽车只能装得下八只汽油桶,最后共装了 5 桶油,3 桶水。为什么只装 3 桶水?因为彭加木相信只要到达库木库都克附近,他们就能找到泉水补给。 

出发没多久,他们就意识到对时间的估计太乐观。由于疏勒河古道的道路艰险,他们经历了几次迷路和车轮陷入泥沙,一天只能走四、五十公里,却耗油惊人。 

三天后(6 月 13 日)考察队才行进了 150 公里,前往库木库都克的道路都只走了一半。 

六月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司机王万轩对当时的高温记忆犹新。帐篷内吊了一个温度计,每天温度最低的时候也有 43 度,最高的时候有 50 度,地表温度达 75 度,他们箱子里带的备用蜡烛全融化了。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队员们怨声连连,认为照这速度,七天的物资不可能支撑他们走完全程,必然全部死在半路。 

按照他们此前的约定,时间过了一半,道路只走了不到 1/5,他们理应在此刻掉头,一同返回,但是彭加木却不答应。 

阎鸿建后来在接受 CCTV 采访时回忆,自己当时斩钉截铁地告诉彭加木:「我不走了。我肯定不走了。」 

彭加木说,他若不愿再走,就把陈大化开的八人座的车和两个人三天的水、油给他,让他自己跟一个司机回去。但阎鸿建认为这也不可行,他和司机两人单独走三天的路,中间若是车轮陷在沙坑里,没有电台、没有其他车辆的帮助,他俩是活不了的。 

他想要全队一起回去,「要死,死在一块儿」。 

彭加木虽然生气,没有和年纪最轻的阎鸿建计较。他告诉大家,根据前人的经验,只要到达了库木库都克,就可以在那里找到泉水。 

大家听后依然顾虑重重,讨论会上充满了火药味。 

彭加木性格固执。由于谁都说服不了他,这支队伍依然继续前进。但考察队的其中一辆车闹情绪,故意开得很慢,拉在后面。走在最前头的彭加木的车不得不经常停下来等待。 

当天夜里,沙漠中刮了一场大风,掀走了帐篷顶,大家只能一人抱住一根帐篷杆,以免被狂风刮走。 

科考队员马仁文回忆,他告诉彭加木,再不能走了,再走就是死路。但彭加木坚决不让步,并在大风中喊叫着,给大家上了一趟政治思想课。他说,「退缩的就是逃兵」;「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胜利将要到来的时刻」;「大家要挺住,决不后退一步」。

彭加木本人患有两种癌症,年龄是考察队最大的,职务又是最高的,他都能以身作则,其他人也没有立场退缩。 

彭加木说起,现在远没到应该放弃的时候。如果真到最后一刻,不是还有萧万能背的电报机吗?可以用它和 720 的电台联系。 

或许想到还可以得到军方的营救,大家略略宽了心,暴风过后的第二天又继续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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