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盐选会员精选文章相信很多人仍然对 2019 年香港的暴乱记忆犹新，而最让人感到惊诧和惋惜的，则是参加暴乱的香港年轻人。可以说，他们真是无恶不作，「拦地铁、瘫机场、阻上班、打游客、堵交通、扰治安」，把繁荣稳定的香港折腾得「体无完肤」。
让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这些年轻人戴着头盔、手套和黑色口罩，以极为暴力的方式大肆破坏，打砸抢烧，甚至以纵火的方式故意伤害他人。
其实，在 2018 年 12 月法国巴黎爆发的「黄背心事件」，同样展现出了年轻人极为暴力的一面，他们身穿黄背心，头戴黄色安全帽，每个人都蒙着面，手持铁棒、石头，甚至汽油瓶，冲破警方防线，打砸商店，掀翻并点燃汽车，焚毁建筑物，纵火抢劫，更有人在著名巴黎地标凯旋门涂鸦，与防暴警察爆发激烈冲突，引发法国自 2005 年以来最严重的城市骚乱。
香港暴乱与法国暴乱有三个共同点：一是暴乱均由少数极端暴力分子挑起，这些人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犯罪动机；二是多数人年轻人紧跟其后，他们没有明确目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就是很愤怒；三是他们都有明确统一的「标示」，比如香港的「黑色蒙面」和巴黎的「黄背心」。此外，他们均用口罩遮住面部，并用墨镜或者防风眼镜遮住眼睛，以免被识别。
实际上，这些参与暴乱的年轻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的学生，甚至还有中学生。他们很多人，都曾经是老师、同学和家长眼中的「优秀人才」。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年轻人怎么了？为什么要跟随少数人去作恶呢？他们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好人也会作恶，是谁造成的？
英国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有一部代表作小说，名叫《蝇王》（Lord of the Flies）。
故事发生于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核战争后，一群六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在撤退途中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起先尚能和睦相处，后来由于恶的本性不断膨胀，便互相残杀，发生悲剧性的结果。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小说里的人物，不难发现，杰克是个关键人物，他原是教会唱诗班少年，但自从他脱光了衣服，把浆果汁涂抹在脸上，并且杀死了猪之后，杰克就变了一个人，他后来杀死了外号叫「猪仔」的男孩，心中的恶魔被彻底释放了出来。
戈尔丁的小说，也是源于现实。二战时，600 多万犹太人被屠杀，日本法西斯杀害了不计其数的中国平民百姓，难道杀人者就希特勒和纳粹极端分子几个人而已吗？难道所有的党卫军官兵、军医，还有参与屠杀的日本普通士兵，他们生来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吗？难道参与法国和香港暴力破坏的年轻学生，生来就是暴徒吗？其实，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最早关注并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对「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这个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学者，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他还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戏称为「邪恶心理学」。
他发现，在二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纳粹官兵在执行屠杀迫害犹太人的命令，在这一点上，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已经介绍过了。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纳粹德国官兵，并没有在长官的威逼利诱下，只是经历了残酷战争的洗礼，就会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同样会杀害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甚至是敌国平民。因此，一定存在环境因素，并且在环境中还存在着某条「界线」，只有人们跨越那条「界线」，就会从好人变成坏人。
根据上述假设，津巴多开启了对于「邪恶心理」的研究。先是在 1969 年，津巴多做了一项著名的「蒙面电击实验」，他找来一批相互不认识的女大学生，并把她们随机分成两组。
其中，第一组的女大学生被带到了一个昏暗的房间，她们必须要戴上头套、穿上白大褂，每个人只露出了两只眼睛。而津巴多则请「全副武装」的女大学生，对另一名同样「全副武装」的女大学生实施电击，只不过那名被电击的女大学生是津巴多的助手，而且电击装置没有真通电。
而第二组女大学则被带到一个明亮的房间，她们穿着平常的衣服，每个人胸前都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她们的名字，每个人彼此都能看得很清楚。在实验时，津巴多很有礼貌地叫着每个人的名字，并请她们实施电击，而且电击者可以通过单面镜看到被自己电击的「女大学生」，其实也是助手扮演的。
实验开始后了，当电击者按下电钮时，助手假装大喊大叫，流泪求饶，以此让电击者相信她非常痛苦。
结果：第一组女大学生比第二组女大学生按电钮的次数多达将近两倍，并且每一次按下电钮的持续时间也较长。
实验结果让津巴多很是惊讶，看来「蒙面」并且不被别人看到，会诱发出作恶的行为，因为即使作恶，也没人知道。
紧接着，另外，他发现自己所在的纽约大学附件的街道，经常有汽车被蓄意破坏，而当地警察却说这些都是住在下水道里的黑人小孩或波多黎各的小孩干得。
于是，津巴多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个「偷车实验」。他买来一辆二手车，摘掉车牌，把引擎盖掀起来，把车门打开，将二手车停在纽约繁华的街道边，并在二手车不远处放置了拍摄设备。
接下来，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10 分钟内，第一辆过路车的司机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卸走了一个轮胎；10 分钟后，一家三口经过，爸爸拿走了汽车水箱，妈妈搬空了后备箱，孩子扫荡了储物箱。在 48 小时里，这辆汽车一共被破坏了 23 次，其中只有一次是孩子们干的。
事实证明，破坏汽车的不是黑人小孩或波多黎各小孩，而都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干的。同时，津巴多还买了另一辆二手车，并把车停在了一个社区的街道上。同样的操作，只是这一次，这辆二手车放了整整一周，根本无人问津，直到最后一天下了雨，有人将车的引擎盖放了下来，因为他担心发动机受潮。
这次实验的结果又惊到津巴多了，两次实验均显示，人在匿名的环境中，只有稍加「诱导」，就会越过「界线」并开始作恶。但两次实验，还是没有很好地解释「好人为什么会作恶」这个问题。
于是，两年后的 1971 年，年轻有为的津巴多教授准备玩个大的，做一次「世纪心理学实验」，也是心理学史上争议非常大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
理解人性的里程碑：斯坦福监狱实验
津巴多根据实验构思，在斯坦福大学开始着手准备实验。首先，他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征求男性志愿者参加一次为期两周的关于监禁的心理学研究，每人每天可以得到 15 美元的报酬，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酬劳，对于没有收入的大学生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接着，参加实验的人通过各类心理测验和面试，在应征者中筛选出了 24 个人作为实验对象。这 24 名被试均为 20 岁左右的大学生，他们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精神正常、人格健全，成长经历没有重大事件影响，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并且都没有犯罪史。
随后，津巴多和这 24 名被试签订协议，并将他们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扮演监狱看守，一组扮演囚犯。
津巴多教授为了增强实验的真实性，他特意邀请当地警察局帮助，让真实的警察对「囚犯」实验对象进行逮捕，这些「囚犯」被蒙住双眼，从他们自己家中，被警察送到模拟监狱，也就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
「囚犯」被带到模拟监狱后，他们会被要求脱光衣服，面向墙壁站着，「看守」会给他们每人喷号（用痱子粉做的）和发放「囚衣」与塑胶拖鞋，「囚衣」上有编号，每个「囚犯」不能有名字，只有编号，并且「囚犯」们的脚踝上都扣着锁链，头上还戴着用丝袜做的「囚帽」。与此同时，「看守」的待遇却大不一样，他们统一穿着制服，配警棍，还戴着银色反光太阳镜，并且他们可以在监狱内自由行动。「看守」见到「囚犯」必须叫编号，而「囚犯」则必须称呼「看守」为「先生」。
实验第一天，所有被试对监狱生活均不太适应，「囚犯」们各个自由散漫、嬉笑打闹，甚至不服从「看守」的命令，而「看守」们则很快进入情况，他们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整套惩罚体制：比如大半夜把「囚犯」叫起来强制报数；如果「囚犯」们表现不好或者有反抗，那就会被要求做俯卧撑和青蛙跳；如果不服气，就会被要求去打扫厕所；如果干不好就不给吃饭，甚至还没收衣服、没收床垫；如果「囚犯」还敢反抗，那就用喷灭火器或者关小黑屋的办法来惩罚。
总之，「看守」们用尽一切办法整到「囚犯」们服从。当「看守」们发现自己手上的权力能够直接影响到「囚犯」时，他们的惩罚措施就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一开始，会有个别「囚犯」站出来对抗权威，拒绝服从命令，甚至煽动叛乱，但是「看守」还学会了挑拨离间，比如让表现好的「囚犯」享受特权。然后把叛乱分子分成两拨，给其中一拨好吃好喝，让另一拨人怀疑这些同伴是卖友求荣，结果囚犯之间的信任被摧毁了，「看守」们的权威被进一步巩固。
就这样，实验仅过了 36 个小时，就有一位被试出现了精神崩溃，以致于津巴多不得不将他提前释放。
在之后的几天里，又有好几名囚犯出现严重的应激反应，比如身体不适、极度抑郁、哭叫、愤怒和强烈焦虑，一共有 5 名「囚犯」被提前释放。
而剩下的「囚犯」，都变得麻木不仁，逆来顺受，完全接受了自己的」囚犯」身份。这段时间里，津巴多曾经问过这些「囚犯」，是不是愿意放弃报酬来获得提前假释的机会，结果大部分人都不想干了，只有两人不愿意。然而诡异的是，即使是说愿意的「囚犯」，当津巴多告诉他要由实验人员讨论后再决定时，居然也乖乖服从指示回到了囚室。他们已经完全入戏了，忘了自己只是参加一个实验，只要自己说不愿意，可以随时离开。
而「看守」们同样入戏太深，惩罚方式也更加残酷。比如，在「囚犯」做俯卧撑的时候把脚踩到他背上，甚至让「囚犯」彼此模仿同性恋的性行为。到这个地步，整个实验已经走向失控。
随后，津巴多教授也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并在第六天提前结束了这个原本计划持续两周的实验。听到实验结束的消息，「囚犯」们极为释然，甚至因重获自由而抱头痛哭，而「看守」们好像还有点意犹未尽，表现得很舍不得。
斯坦福监狱实验说明了什么？
就在 2018 年，美国作家本 Ben Blum 在 Medium 网站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声称斯坦福监狱实验是一场「骗局」。于是，网络上一下炸开了锅，引起了广泛讨论，同时也牵扯着人们的情绪。有人直呼气到不行，并称自己再也不相信心理学教科书了；还有人对此冷嘲热讽，表示对心理学失望透顶等等。
不过很快，津巴多作出反驳，认为 Blum 其并没有充分证据能改变该实验的结论。津巴多说：「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角色和所处的境地，任何人都可能因为所处环境而变成虐待狂或是被虐狂。」
我非常认同津巴多教授的说法，斯坦福监狱实验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如果严格按照科学实验的流程，并且死扣实验细节的话，由于受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人们的认知水平，以及技术条件，斯坦福监狱实验肯定是有瑕疵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斯坦福监狱实验成为一个心理学史上伟大的实验，也不妨碍它成为研究人性的里程碑。
这是因为，斯坦福监狱实验是第一次，人为塑造了一个近乎于自然的社会环境，并用事实揭示了情境的巨大力量，尤其在情景直接决定社会角色时。
原本并无差别的两组大学生，在短短六天后，一群人变成了茫然无助的「囚犯」，另一群人则变成了以惩罚羞辱「囚犯」为乐的残暴「看守」。要知道，实验之前的心理测评显示，这两组大学生均为正常。
为什么这些原本纯朴的大学生，变化如此之快？如果从外部环境的原因来看，有以下方面：
一是获取了绝对权力。视频监控发现，当他们拥有了绝对的权力时，就逐渐变得傲慢起来，对「囚犯」很不耐烦，稍有不顺就会拳脚相加。更关键的是，之后的回访记录显示，这些扮演「看守」的大学生，还会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过激行为合理化。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即使对这些「囚犯」有明显的暴力倾向，自己也觉察不到。在绝对权力的情景下，人的意志力无法和情境力量抗衡；
二是去个性化，或称「非人化」。一方面，「看守」穿统一制服、戴墨镜，掩盖掉自己的面目，被统称为「先生」。这就容易给他们一个感觉：「没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也不用为我做的坏事负责。」另一方面，那就是这些扮演「囚犯」的大学生，一开始就被剥夺了许多个体人格，比如他们的名字被取消了，只用代号来称呼他们。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看守」就会觉得，对方或多或少都不那么值得尊重，所以很容易对他们使用暴力；
三是从众与服从权威。人总是希望被群体接纳，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而当身边有个别「看守」在作恶，并有越来越多的「看守」跟随作恶时，即使是好心的「看守」，也很难出头制止，只能沉默。这样的沉默，无形中纵容了暴力。另外就是「囚犯」对于「看守」权威的服从，并用服从的方式来维持安全感与控制感，以此对抗焦虑与恐惧。
如果从被试心理层面的原因来看，还有以下原因：
一是角色认同。实验里不论「看守」还是「囚犯」，都随着时间慢慢地入了戏，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典型。虽然刚开始不太习惯指使别人，但很快就变得强势起来，越来越暴躁、爱指挥、爱找茬。后来暴力升级，不仅把打人当成家常便饭，还把惩罚当成娱乐活动，故意强迫」囚犯」做一些羞耻的动作。「囚犯」在实验第二天曾有一次「反叛」，但以失败告终。后来，「囚犯」们越来越沉默、麻木，逐渐接受了权力只属于「看守」的现实。「囚犯」彻底变成了极端环境下的弱势者，认为自己没有决定权，甚至忘记了一切根本只是个实验；
二是自我辩护合理化。「看守」们为了避免内疚，想出了一个招数，把「囚犯」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实验中」囚犯」们没有名字，只用号码来称呼，甚至称他们为「害虫」。这样一来，受害者不再是加害者的朋友、邻居、族人，而是完全陌生的群体。对陌生群体进行纠正、消灭，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是习得性无助。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那些扮演「囚犯」的大学生们，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里反而习惯了这种迫害，变得温顺起来。实际上，这又叫 「习得性无助」。
当人们反复反抗失败之后，会变得消沉，不再尝试抵抗。二战时，被抓进集中营的犹太人，每天要做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每天都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大学生们仅仅被管教了六天就变得逆来顺受，那些在集中营里长期遭受压迫的犹太人，绝望不绝望？关于习得性无助的实验研究也非常经典，本专栏后续会有文章来详细解读。
「虐囚事件」，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再现
2004 年，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了臭名昭著的美军虐囚事件，引发全球舆论关注。
2004 年 1 月，美国一名陆军特种兵向军方调查员递交了一张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磁盘，军方展开调查。4 月 28 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开了部分虐囚照片，世界一片哗然，随后美国总统布什就虐囚事件公开向阿拉伯国家道歉。
虐囚事件和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两者之间有很高的相似性，于是津巴多教授应邀担任了虐囚案的专家证人。
虐囚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2004 年 1 月，美国一名陆军特种兵向军方调查员递交了一张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磁盘，军方展开调查。4 月 28 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开了部分虐囚照片，世界一片哗然，随后美国总统布什就虐囚事件公开向阿拉伯国家道歉。
根据施暴者自己拍摄的照片显示，囚犯们遭到殴打、踢踏和掴耳光，被美国大兵逼迫着赤脚跳来跳去。在其他一些照片中，士兵剥光囚犯们的衣服，逼着他们手淫和模仿口交的动作，用绳子系住脖子把他们像一条狗似的拉来拉去，用不戴口套、训练有素的军犬吓唬他们。
当被要求解释自己部下的所作所为时，当时时任阿布格莱布监狱主管的美军陆军准将詹尼斯·卡宾斯基（Janis Karpinski）坚持认为，这只是「少数几个坏家伙」的个人行为。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随后的调查显示，美军审讯人员不用检验身份就可以进出监狱，没有主管官员来检查囚犯们的身份或身体状况。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囚犯与他们的看守不讲同一种语言。除非有翻译人员在场，否则看守很难知道囚犯在讲什么。
美军的宪兵奇普·弗雷德里克（Chip Frederick）和肯·戴维斯（Ken Davis）随后的证词让一切暴露无遗，二人在事发时均供职于阿布格莱布监狱。证词显示：囚犯们被关进来之后，监狱看守经常让他们头顶沙袋，用塑料手铐绑好他们，把他们扔在地板上，给囚犯拴上链子，让他们做出有辱人格的行为。并且，所有看守会被告知：「他们只不过是狗而已。」你会开始把这些囚犯看作比人类要低等的生物，你会开始对他们施加一些之前从未想过的残忍举动。这是典型的将敌人「妖魔化」、「抽象化」的做法，而且，恶劣的虐待行为，往往都发生在夜班时。
相比之下，斯坦福监狱实验里的看守们极少进行身体虐待，而且实验的第二天，囚犯们就开始反抗了，当看守使用了身体虐待时，被津巴多及时制止了，但之后，看守们转而采取心理控制与支配了。
如果将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和斯坦福监狱实验放在一起对比，不难发现，两个事件中都存在着匿名化和去个性化的特点。在监狱里，无论是来审讯的中情局特工，事实其他非军队的审讯员，他们从来不穿制服，也不出示证件。而且，在虐囚照片里，作为看守的美国大兵们，基本都没有穿军装，他们把上衣脱掉了。而且，士兵们给囚犯贴上了「低等生物」、「毫无价值」的标签。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看守们也是这样。
然而，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看守们的厌倦感，是促成监狱发生恶行和暴力的主要因素。因为，几乎所有的暴力虐待行为，几乎都发生在夜班时。可以想象，这些 20 岁出头的年轻士兵们，每天都要从晚上 10 点，一直值班到早上，整完极度无聊，而战争却又遥遥无期，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最可怕的是，在短短几个月里，囚犯的数量从 400 人猛增到 1000 多人，并且由于条件有限，囚犯们无法定期洗澡，没有足够的医疗保障，监狱里臭气熏天，而且还有传染病的危险。
想象一下，都是些 20 几岁的小伙子，从条件优越的美国，千里迢迢来到伊拉克，本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但却被分配到了监狱，每天要连续值 12 个小时的夜班，甚至要连续工作 40 天。而且，1000 名犯人只配有 8 名看守，没有长官来看他们的工作，没人关心他们，也没有了解他们，他们每天严重睡眠不足，饮食极不规律。最关键的是，监狱里缺少翻译，他们根本就无法与囚犯进行交流。
如果只是短时间待在这里还能忍受，但这不现实，这一待，至少是 40 天。如果你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当看守，你会有怎样的感受？你看着这些根本无法交流的囚犯，心里火不火？压力大不大？
所以说，所有的环境因素整合在一起，就让阿布格莱布监狱变成了一座制造「恶魔」的工厂。即使你之前道德再高尚，是好孩子、好学生、好父亲，只有到了这里，心中的「恶魔」就会被释放出来。
没有觉知，是最大的作恶之源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坏」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而是被情景诱导出来的。
邪恶的一个特点，就是平凡——它在最平凡的人中存在，也由最平凡的人来实行。在诱导下，人们甚至不知道、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也不进行自我思考，只是屈从于情境。
无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还是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都清楚无误地展示了，人的行为并非全由理性、性格、经历所支配。左右着人性善恶表现的力量，是社会情景，以及塑造情景的系统性力量。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善就是肯定生命，发展人的力量，而恶就是否定生命，阻碍人的发展，削弱人的力量。并进一步指出，人要满足自身需求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向前的路，去发展人所特有的爱和创造的能力，这是向善的路；另一条是退行的路，试图回归母体，回归死亡，这是向恶的路。而人的破坏性，就是一种退行路径。
对于作恶之人，特别是跟随他人作恶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们缺乏生机和创造力，缺乏爱的能力，有一种深深的软弱无能感，正是因为这种无能感，让他们不顾一切去寻求控制别人，凌驾他人之上，由此获得自己无所不能的幻觉。正是因为自己无法创造，无法热爱生命，所以他们就要去毁灭和迷恋死亡，这也是人类恶性侵犯和破坏性的真正根源所在。
实际上，许多邪恶来自于一个人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不去思考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反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对自我毫无觉知可言。这样的人，就像法西斯时期的纳粹分子一样，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他们缺乏思考或者拒绝思考，这就让潜伏在人性中恶的本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正如本文开始提到香港暴乱的「废青」们和巴黎街头打砸抢的「黄背心」们，他们当中绝大部分属于平凡而又无知之人，他们的生命缺乏爱的滋养，他们的自我没有获得充分的伸展，他们的价值没有被看见。他们所追求的，是虚幻无比的理念，他们采取的策略则是暴力、毁灭与控制，这是他们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无所不能的方式。
其实，在我们人类的手中，唯一能够对抗平凡之恶的力量，就是我们对自身的思考与反省，并以此对抗愚昧与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