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盐选会员精选文章王之寀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刑部主事，在京城绝对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一起震惊天下的疑案却将王之寀卷入了帝国政治风暴的中心。
而一切的起因，是一个比他更不起眼的小人物。
一
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一个叫张差的河北汉子，手持枣木棍棒闯进了皇宫。
在这个全国戒备最森严的地方，平民百姓张差竟然如入无人之境，悄然来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还打伤了宫门前的内侍。
他行凶时，距离内殿不过一步之遥。
说时迟，那时快，东华门的守卫指挥迅速派人把张差给逮住了，总算没让他伤到太子。宫里的保安大队，总算不是吃素的了。
这就是晚明三大案中的梃击案。
张差被关押后，整天表现得疯疯癫癫。刑部等有关部门会审后，认定张差就是个疯子，并得出结论：
此人是蓟州（今天津）的一个樵夫，因为自己家的柴薪让人烧了，气疯后进京申冤。走到半路，两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群众告诉他，诉冤可以带上一根木棒。张差信以为真，就手持木棒，迷迷糊糊地从宫门外一路走到了慈庆宫。
手持凶器入宫，依律当斩。杀了「疯子」张差，这案子就可以结案了。
张差受审期间，王之寀一直在冷静地旁观，他不同意上司们草率的决断。
如果没有王之寀，梃击案或许只会作为一个疯癫樵夫袭击事件载入史册，不存在任何阴谋。
但在王之寀看来，探寻真相就是一个刑部官员心中正道的光。此后 11 年，他都在追寻梃击案的真相，一心想把幕后黑手绳之以法，直到他自己冤死狱中。
二
张差到底是不是疯子？王之寀自有办法查明。
有一天，王之寀兼职管理牢饭，为狱中的犯人们一一送饭，唯独没有张差的份儿。
王之寀把张差叫来，把饭菜放在一边，要他如实相告，才有饭吃，不然就把他活活饿死。
张差接着装疯卖傻，语无伦次地说，「我是来告状的，你们还要问我什么？」
王之寀默默观看他的表演，内心似乎毫无波动。
张差肚子饿得不行，他皮糙肉厚不怕挨打，但要是不让他吃饭，那可受不了。于是，张差「招供」了，原本快要结案的梃击案重启调查，种种线索犹如藤蔓般向帝国的中心伸展。
在王之寀为张差所做的笔录中，故事是这样的：
张差之所以来北京，是两个乡亲介绍的，让他跟着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公（民间对太监的称呼）办些事情。他们跟他说，只要好好听话，事成后就给他几亩田地和一些钱财。张差家里穷，不想错过发横财的机会，就这样进了京。
到北京后，有个太监把他带到慈庆宫门口，给了他一根木棍，并告诉他，进了门，遇到人就把他打死，我们会救你。
至此，前后两份供状，性质完全不同。
如果张差是个疯子，单独作案，杀了他也就完事了。可他若是团伙作案，问题就来了，谁才是背后真正的主谋？
到底谁想杀太子？
满朝文武都知道，最可疑的是一个女人——深受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
郑贵妃是万历皇帝的宠妃，太子朱常洛却是皇帝心里的一根刺。
这根刺，30 多年过去了还没拔出来。
三
万历皇帝年少即位，很多事情由不得自己做主。李太后给万历安排的皇后王氏，虽然知书达理，但不得宠，万历对她很冷淡。
万历九年（1581 年），结婚三年了，万历还没有皇子。一天，他到慈宁宫向李太后请安，正巧他妈不在，一个姓王的宫女过来伺候他洗手。
缘分就是那么奇妙。19 岁的万历正值青春期，在某些方面容易冲动，不知怎的就看上了这个相貌平平的王宫女，并和她发生了关系。
万历很快就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但王宫女的肚子藏不住了。李太后发现有宫女怀孕，就把儿子叫来，问是不是他干的。万历原本还矢口否认，李太后都着急要抱孙子了，干脆命人找来起居注，只见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皇帝临幸某宫女。
皇帝每天干什么，起居注都写着，没法赖账。
李太后苦口婆心地劝说道：「你也别嫌弃王氏出身低微，她要是能生个皇子，也是社稷之福啊。」
这下子万历无法抵赖了。
次年八月，王宫女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皇长子朱常洛。王宫女也因此被封为恭妃。
万历并不喜欢这个意外诞生的皇长子，对王恭妃也早已失去了兴趣。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 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王恭妃母子的地位岌岌可危。
朱常洵是万历宠妃郑氏的儿子。万历爱屋及乌，为皇三子举办了比皇长子还要隆重的庆生宴，还将郑氏晋封为皇贵妃，偏心都写在脸上了。
皇帝中意哪个皇子，喜欢和哪个妃子睡觉，这本来是人家的家事，但是这事发展到影响立储的地步，大臣们就要跟皇帝好好议论了。
皇帝选择储君，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王皇后无子，万历也就没有嫡子。王恭妃生的皇长子与郑贵妃生的皇三子，都是太子之位的有力争夺者。朝中大臣为此分为几派，有的支持朱常洛，有的支持朱常洵。
因此，朝中上演了长达十多年的「争国本」。
郑贵妃与她的家人在「争国本」中可谓费尽心思。在梃击案之前，就发生过离奇的妖书案。
那时万历还在为立储犯愁。有个叫吕坤的官员，任按察使出巡山西，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的小书，书中记载的都是一些贤德女人的故事。万历见这是本好书，就把它赐给郑贵妃。
郑贵妃看过此书后，为了给自己和儿子宣传造势，另外加上十二人的篇章，以东汉明德皇后为首，并亲自作序，把自己抬高到历代贤后的地位，然后交由郑士族人刊印，散发到民间。不曾想，这事儿闹大了。
全天下都知道郑贵妃想要扶儿子上位，她如今竟然还大肆进行舆论宣传。
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事大做文章，认为吕坤有逢迎郑贵妃的嫌疑，作《闺范图说》分明是向郑贵妃献媚，包藏祸心。吕坤蒙受不白之冤，他写此书本不是为了郑贵妃，谁知郑贵妃将他的书乱改一通，还将其付梓。
反对郑贵妃的大臣进行反击，写了一篇《忧危竑议》。这篇跋文的内容表面上是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实为影射「争国本」，抨击郑贵妃。
万历对此只好装聋作哑，将弹劾吕坤、暗中攻击郑贵妃的大臣贬谪。而《闺范图说》原作者吕坤为此惊惧不已，早已申请退休回家，就不再追究。
妖书案一直持续到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两派仍多次互相攻讦。还有人作了篇《续忧危竑议》，为国本之争火上浇油。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成为梃击案的前奏，其背后却是党争的阴影。
四
万历在立储一事上一拖再拖，直到朱常洛 20 岁时才勉强将他册立为太子。
迫于群臣的压力，他又封朱常洵为福王，之后命其离京前往洛阳就藩。
史书对此评价道：「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
争国本事件落下帷幕，郑贵妃母子争立储君失败，却很不甘心。由于万历此前在立储上犹豫不决，郑贵妃根本没把朱常洛放在眼里，她一直暗中谋划扳倒太子，也觊觎着皇后之位。
尴尬的是，正宫娘娘王皇后虽然无子，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后，大半生执掌后宫，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与丈夫同年逝世。
郑贵妃想要靠「子以母贵」将儿子扶上皇位，即便耗尽耐心，也不可能。
后宫的另一个女人也对郑贵妃形成了威慑，那就是万历的母亲李太后。
李太后对长孙朱常洛有些心疼，之前见万历迟迟不立太子，就质问皇帝这是为何。
万历支支吾吾地说，皇长子是宫女之子。
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听到儿子这么说，勃然大怒，说：「宫女怎么了，你也是宫女之子！」万历吓得腿软，连连跟母亲说，会马上册立太子。
郑贵妃再怎么闹腾，只要有王皇后在，她就当不了皇后；只要有李太后当王恭妃母子的保护伞，她也不敢乱来。
这么一看，梃击案发生的时间更是耐人寻味——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是李太后去世的第二年。
五
在王之寀发现梃击案另有蹊跷后，刑部会集十三司重审张差。
张差给刑部官员带来更多意外收获，他供出了之前没有说出的人名：那两个为他穿针引线的乡亲，分别叫马三道与李守才，带他进京入宫的太监分别是内侍庞保与刘成。
他还直说，就是这两个太监唆使他打进慈庆宫去，跟他说：「你打了小爷，从此吃穿不愁。」住在宫里的小爷，当然是太子朱常洛。
这一审就都对上号了，形势对郑贵妃极为不利。庞保、刘成都是她宫里的太监，一旦他们被抓去审讯，不知道还有多少「惊喜」。
郑贵妃感到不安，满朝大臣也都沉不住气了。一些大臣支持郑贵妃，仍认为张差是个一无所知的疯子，我们姑且称之为「疯癫派」，就连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也有意巴结郑贵妃，不愿把事情闹大；还有一些大臣站在了王之寀这边，认为此事必有幕后主使，我们可称之为「阴谋派」。
在真相即将浮出水面之时，「疯癫派」却出乎意料地获得胜利。
这是因为，郑贵妃与太子和解了。
郑贵妃到底是万历的宠妃，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她见朝中大臣气势汹汹，就请万历为她做主。万历叹息道，朝廷的议论难以化解，如果让太子出面，这件事可能还有解决的办法。
作为受害者的太子朱常洛，不敢得罪父亲，早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据史书记载，在父亲万历的冷落下，朱常洛自小为人怯懦。有一次，朱常洛出阁读书，正值寒冬腊月，太监竟然敢欺负他，不给他生火取暖。这位太子冻得浑身发抖，也不知道跟太监说一声添柴火。后来，万历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即天启帝）去探望，守门太监把他们拦住不让进去，朱常洛也不敢和他起争执，在门外从早等到晚。最终由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大臣和东宫太监王安周旋，才让朱常洛见了父亲最后一面。
郑贵妃听从万历的建议，亲自去找老实人朱常洛，一见面就下拜，吓得太子也急忙回拜，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拜。郑贵妃向太子哭诉自己受的委屈，请朱常洛救救她。
朱常洛差点儿就被人打死了，可听郑贵妃这么说，还是心一软，让东宫太监王安拟一道令，要群臣勿再纠缠，将凶手张差就地正法即可。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最后还是万历亲自出马，化解两派的矛盾。
怠政多年的万历，一反常态地把太子、三个皇孙和群臣召来。万历拉着太子的手说：「我这个儿子很孝顺，我也喜爱他，他如今已长大成人，朕怎会别有意图？况且福王如今已前往他的封地，距离这里也有上千里。」
一番情意绵绵的告白后，万历对太子说：「你有什么话，尽管对大臣们说。」
万历对立储有意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可如今他却在百官面前表演了一出父慈子孝的好戏。太子见父亲都表态了，也很懂事，再次对在场的人说，张差不过是个疯子，速速处决就好了，不要再株连他人。
为了劝说支持他的大臣不要再彻查此案，朱常洛接着说：「诸位已经看见，我们父子二人关系和睦，朝中议论纷纷，是要陷我于不孝之地。」
万历对太子的表现很是满意，连声问群臣：「太子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在皇帝与太子的默契配合下，大臣们只好乖乖听话，尽快结案，将张差处决。张差的「同伙」太监庞保、刘成也在刑讯过程中被杖毙于狱中，没有留下证据。张差的同乡马三道、李守才等原本就是不明真相的小人物，因此保住一命，被判了流刑。
梃击案不了了之，没有查获幕后主使，也没有所谓的真相。
这个结果当然难以服众，坚持查案的王之寀尤为不满。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一个刑部官员，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何错？
但他的执着，得罪了郑贵妃，更得罪了皇帝。
万历脸上笑嘻嘻，其实早想整王之寀了，史书称他「不遽罪之寀也」，不急着报复，不代表不会秋后算账。
梃击案的利益纠纷，表面上是郑贵妃与太子之争，实际上，也是群臣相互攻讦的一个战场。王之寀的立场与东林党人相近，与其对立的齐楚浙党不会放过打压对手的机会。
在梃击案两年后的「京察」（朝廷对京官的考察）中，王之寀受到齐楚浙三党的清洗，因莫须有的罪名被罢官，削职为民。虽是遭到政敌弹劾，其实也是万历皇帝的意思（「皇祖震怒，削籍为民，追夺敕命」）。
王之寀想不到，三年后，当他再度回到朝中时，梃击案依旧未能水落石出，明宫还接连发生了另外两件大案——红丸案与移宫案，与梃击案并称「晚明三大案」。之后，党争让三大案更加错综复杂，朝中各派也将三大案当作打压异己的工具。
六
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忧惧多年的朱常洛在万历病逝后登上皇位，却在服用「红丸」治病后一命呜呼，在位不到一个月。在他之后即位的，是沉迷木工活儿的明熹宗朱由校（即天启帝）。
大明王朝早已危机四伏，王之寀在此时被再度起用。
当初，正是王之寀在监狱中发现了张差的秘密。这个执拗的刑部官员，如今还想着调查梃击案的真相，甚至将其与红丸、移宫二案联系起来，认为三案「共一线索」。
天启二年（1622 年），王之寀上了一道《复仇疏》，劝告天启不要忘记君父之仇，谨防阉竖与后宫勾结。他说，泰昌帝朱常洛「一生遭逢多难，弥留之际，饮恨以崩」，有两大仇恨至今未报：
一是梃击案的幕后真凶还未查明。王之寀指出，当年认为张差为疯癫者的都是奸佞小人。他将「疯癫派」官员一一揭露，称他们为「诸奸」，正是他们收受了郑贵妃的贿赂，才将此案以疯癫定案。
二即泰昌帝朱常洛服用红丸而死，谁是主谋？
之后几年，王之寀仕途步步高升，当上刑部右侍郎，成了副部级干部，政绩上可圈可点。但朱由校没把王之寀这道《复仇疏》放在心上，也没有彻查旧案，对于其中劝说皇帝亲近阁臣、远离宦官的建议更是置若罔闻。
此后，魏忠贤在天启一朝出任司礼秉笔太监，逐渐权倾朝野，甚至到了天下「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的地步。齐楚浙三党中不少人为了打击东林党，投靠魏忠贤，成了所谓的「阉党」。
阉党得势时，东林党就被当作晚明三大案的罪魁祸首，蒙受冤屈。史书称：「魏忠贤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
由阉党一帮人所修的《三朝要典》，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这三大案颠倒黑白，把黑锅都甩到了东林党人身上，原本在此案中有功的人反而受到处分。
梃击案的罪魁祸首，竟然成了兢兢业业的审案官员王之寀。阉党认为，王之寀私审张差用了威逼利诱的手段，张差所招供的「打得东宫，吃穿皆有」等话也都是王之窠教唆他说的，不足为信。
现实有时就是如此荒诞，王之寀最终等来的，不是晚明三大案的真相，而是自己下狱而死的命运。
阉党以「捏造案情，用以敲诈」的罪名将王之寀逮捕入狱，还说他当年从郑贵妃家人那里敲诈了两万银两，要他交出「赃银」。阉党对付东林党人的手段极为恶劣，常诬陷他们得了赃银，还要追缴赃款，否则就严刑逼供，甚至将他们迫害致死。
可王之寀当初只是为了寻求梃击案的真相，不曾敲诈勒索，所以根本拿不出这么多「赃银」。天启七年（1627 年），在镇抚司的严刑逼供下，王之寀不得不让家人筹集所谓的「赃银」。在七拼八凑了八千两后，仅仅过了半个月，当初率先揭发梃击案的王之寀，冤死于镇抚司大狱之中。
而阉党也没有得意太久，崇祯皇帝即位后，三案又「翻了回去」。崇祯粉碎了阉党，为三案被冤之人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其中就包括王之寀。
王之寀沉冤昭雪，然而，此后三大案的草蛇灰线却愈发模糊，到后世史书中成了扑朔迷离的疑案和奇案。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还在意这些皇家丑事的真相，只有人将其当作党争的工具。正如《明史》所说，自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后，「两党是非争胜，祸患相寻，迄明亡而后已」。
南明弘光朝时，还有反东林党的大臣罔顾事实，以《三朝要典》为依据，认为王之寀有罪，请求弘光帝重印阉党所编的《三朝要典》，用来保存前朝的「真实历史」，还说梃击案中的张差就是个疯子，不过是贪污酷吏王之寀强行将他当作刺客。
晚明三大案依旧没有真相，政治也不需要真相。
只有王之寀这样的人在乎真相。
王之寀，字心一，陕西朝邑（今大荔东）人，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刑部官员。这名万历辛丑科进士，当年参加科举考试时，试题中有这么一句话：「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可在明明知道彻查梃击案将会得罪权贵，甚至得罪最高统治者的情况下，王之寀并没有做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而是一心查案，誓要揪出幕后真凶。
面对案件，公正司法，揭露真相，这才是他心中的「其道光明」。尽管那时的大明王朝，只剩下沉沉的黑夜，不见一丝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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