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盐选会员精选文章在当年的日本军界，阿部规秀是个很有点名气的人物，人们传言，这位服役已达三十三年之久的军人，是个特别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日本国内把他捧成了「名将之花」。
1939 年 10 月下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率部到达河北涞源县城，他的任务，是部署对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进行的「扫荡」。当时，他的职务为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
这个团以轻武器为主，且新兵较多，又长期分散进驻华北，集中训练的机会和时间不多，导致在与八路军进行较大规模作战时频频失利，这让日本人觉得丢脸极了。
而阿部想要打破的，就是这一屡战八路军而不能胜的「魔咒」。
日军在过去的几次「扫荡」时，经常会在公路或大路上遭遇伏击。
这次，阿部决定独辟蹊径，改道山梁，而且分成三路进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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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部规秀
按说阿部的这一战斗方案并没有什么明显漏洞，但前提是，计划不会泄密——涞源为晋察冀部队开辟根据地时最先解放的县城，后来虽被敌人占领，但四周乡村仍在一分区控制范围之内。
八路军在县城内布下了天罗地网，情报组织十分严密和隐蔽。很快，他们就捕获了日军的「小动作」。
在得到阿部关于「扫荡」的准确情报时，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手上能用于作战的机动兵力，共有三个主力团、两个营和一个游击支队。
人马不算少，但如果三路都打，兵力就显得不足了，因此他决定集中起来打一路，具体来说就是三路中的东路。
东路敌人的目的地是银坊，杨成武对于当地地形非常熟悉。他知道从涞源到银坊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大山乱石，不难找到伏击地域。
从情报上看，东路进袭的日军系独立步兵第一大队（辻村大队），辻村大队负责张家口的警备，虽系此次阿部「扫荡」的主力，但由于大山阻隔，战斗一旦打响，另外两路敌人将无法对之策应，辻村大队实际变成了孤军一支。
若是全力以赴地打它一下，不难取胜。
原本在阜平开会的杨成武，收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命令后，立刻返回分区，组织战斗。
在骑马返回分区驻地的途中，杨成武特意绕经预设战场，详细察看每一处的地形地貌。最后，他选定了较为理想的伏击阵地——雁宿崖。
雁宿崖，顾名思义，是一座长达几百米的悬崖峭壁，崖下有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名就叫雁宿崖。雁宿崖村处于两山之间，两山相距不过百十米，中间有一道溪流，八路军管这种地形叫做天然「口袋」，当地村民更直接，称之为「棺材」，意谓日军要是沿着这里从北往南走，是自己走进棺材。
可以想见，敌人不进「棺材」便罢，进来之后，必然插翅难逃。
接到杨成武的命令，各参战部队立即前往雁宿崖设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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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宿崖
11 月 2 日，日军东路一线的辻村大队从涞源出发，以银坊为目的地，在崇山峻岭间彻夜行军。
按照杨成武所制定的战斗方案，素有「狼诱子」之称的游击支队对其进行了袭扰，日军侦察兵立即放出狼烟预警，其先头部队与游击支队交火，后者边打边退。
日军一路追击，被牵着鼻子引向了雁宿崖。
这里到处可见的抗日宣传布告，令日军心知肚明，他们已经进入了八路军的势力范围。
不过辻村大队自居为阿部的主力部队，官兵骄横狂妄，对这一切视若无睹。
第二天上午，辻村大队陆续抵达雁宿崖峡谷。
在这一八路军预设的「口袋阵」中，一团负责扎「袋口」，截敌退路，团长陈正湘用望远镜观察，看到日军先头部队约百余人，在村东河滩休息，主力正沿干河沟缓慢地向雁宿崖开进。
其间，他发现无论先头部队还是主力，也无论是在休息还是在行军，都没有派警戒，也没有对两侧进行搜索，所有人都只管大摇大摆地往前进发。
7 点 10 分，担任正面堵击的三团，突然朝行进中的日军先头部队猛烈开火，并顺势封锁了峡谷南口。与此同时，一团迂回至峡谷北口，朝日军「屁股」开了火，尔后通过抢占和控制山头阵地，断绝了敌人的退路。
口子一扎好，预伏的主力部队即吹起冲锋号，从峡谷的东西两面对敌人进行夹击，刹那间，整个山谷硝烟弥漫，喊杀声、机步枪射击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
日军猝不及防，顿时乱作一团，炮兵中队和辎重队的牲口被吓得到处乱窜，物资丢得遍地都是。
大队长辻村宪吉大佐急忙指挥突围，雁宿崖村西南山头成为日军的一个重点突破口，双方殊死相争，守卫山头的一团两个连同敌人展开肉搏。
先是拼刺刀，杀到酣处，战士们捡起脚下大大小小的石头，当作武器投向敌人，日军也捡起石头反击，白刃战竟变成了一场石头战。
「石头战部队」并没有能够攻破八路军的防线，在雁宿崖村西南山头的争夺战中，日军专门把伤兵编成一队进行冲击，仅军官就死了五人，但还是未能如愿夺取山头。
下午 4 点多，八路军三个主力团一起向困守的日军发起总攻，各团营以连排为单位，逐一攻占了村边小山头直至村内院落。
敌指挥所原设在村北小山包上，后来也被迫撤至村西院落。一团将院子紧紧围住，以密集子弹和大量手榴弹对日军火力进行压制。等到日军机枪被打哑后，围攻部队乘势一涌而入，冲进院子将敌人全部歼灭。
当天下午，闻知消息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慌了。
他急忙亲自率大部队对辻村大队进行增援，但当日军于次日凌晨赶到雁宿崖时，八路军早已撤离了战场。
日军剩下来能做的事，只有把八路军已埋掉的敌尸重新一具具挖出来，然后用木杠子抬到一起，架上柴堆，用汽油进行焚烧。
一时间，焦臭味弥漫了整个山谷，隔着几里之外都能看到雁宿崖的熊熊烈火，听得到战马惊惧的嘶鸣。
一个月前，阿部刚刚晋升为中将。日军旅团长的军衔一般都是少将，中将已具备当师团长的资格。阿部春风得意，在向涞源出发之前，他在一封家信中还故作轻松地写道：「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就会投降……」
眼前的情景真是有够「悠闲」，够「有趣」。值得一提的是，雁宿崖战斗的这一天，也即 1939 年 11 月 3 日，在日本还是重要节日——明治天皇的诞辰。
阿部的脸上犹如被狠狠扇了一巴掌，他怒不可遏，当即决定合整个旅团之力，继续向银坊进兵，无论如何要把损失从八路军身上找补回来。
阿部的反应，丝毫没有让杨成武感到意外。
要知道，爱报复是日军的一大特点，他们作战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即每次失败，必然出兵报复，失败得越惨，报复得越凶，而且常常是败兵刚刚归巢，大队人马就会立即出动。
这当然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趁八路军忙于「消化」胜利果实的机会，打八路军一个措手不及。
杨成武对此早有提防，雁宿崖歼灭战一打完，他就命令部队连夜打扫战场，一分钟都不耽搁地撤出雁宿崖。同时通知各情报站，要求密切注意敌人的最新动向。
阿部要进行报复性「扫荡」的情报第一时间便到了杨成武手上，他向聂荣臻报告，并建议，再打一仗。
聂荣臻除表示同意外，又与贺龙等人商量，决定由晋察冀军区、一二○师共同调集五个主力团，加上游击支队、一分区直属炮兵连，归杨成武统一指挥，另外再抽调三个主力团，负责箝制周围其它参与围攻的日军。
11 月 5 日，游击支队袭击了行进中的日军，他们以忽而坚决堵击，忽而大踏步后退的灵活战术，紧紧缠住日军，使其求战不能，但追又追不上。
当晚，日军费尽周折，这才到达银坊。
一到银坊，他们开始大肆焚烧民居，银坊一带的火光冲天，大火彻夜不熄，但由于日军白天被游击支队拖住，当地群众都已提前撤退。
怒火中烧的阿部，并没有能够得到他想要的战果。
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名将之花」，与八路军的第一次交锋，便惨败收场。此刻的他，被复仇情绪冲昏了头脑，却不成想，一个意外，突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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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岭战役的指挥阵地
在八路军内部，关于再给阿部一次痛击这一点，大家已无争议。
重点是在哪里揍他。
为了不威胁到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冀中军区后方的安全，大家一致认为不应再放任日军继续南进，而应将其引往黄土岭方向。
杨成武接受了这一意见，第二天即派出两个连，以班排为单位，采用宽正面、大纵深的分散配备，利用有利地形，分别对正在银坊的日军进行侧击，诱导他们转向黄土岭。
阿部实在是太想对八路军进行报复了，稍微一诱，他立刻中计上钩。
6 日，他下令部队全部左转东进，于傍晚抵达黄土岭。到了黄土岭后，阿部才发现八路军并没有跟他正面硬刚，仅保持着接触而潜伏于四周的山中。
这样的状况，使他隐隐感到有些不妙。
黄土岭的名字听起来像是黄土高原上的山岭，但其实只是太行山山谷间的一个普通小山梁，如同雁宿崖一样，山下也有一条相当宽的河滩以及一座名叫黄土岭的村庄。在历史上，这里曾有一座显赫一时的古堡，据说清代王室为守卫西陵，也曾驻兵于此。
时已深秋，山里冷得早，到处都是草木凋零、枯草遍地的景象。到了晚上，更是寒风嗖嗖，寂如坟墓。
这时，阿部对八路军的意图重新作了估计，他终于认识到自己是被诱到黄土岭的，并且断定八路军的主力正向黄土岭附近集结，想要从背后攻击他的旅团。
于是他决定离开黄土岭，返回涞源。
只可惜，他慢了一步。
当晚，正是杨成武进行包围部署的时间，决定返回涞源的阿部却在黄土岭又逗留了一夜。这迟疑的一夜，给了八路军参与作战的五个主力团充裕的潜伏时间，他们悄悄潜入附近，有的卡住来去道路，有的占领制高点，有的尾随敌后前进，迅速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部署。
7 日晨，天空下起小雨，黄土岭上阴雨绵绵，加上周围群峰被白雾所覆盖，带来一丝神秘莫测的紧张感。阿部率部冒雨从黄土岭出发，向上庄子村、寨坨村方向前进，绕道开往涞源。
一路上，他和部下都注意到，沿途属于华北很少见的山地，岩石突起，陡坡遍地，几乎没有任何人工修建的道路，多数地方除了中国骡马外，其余人马都难以通行。不光普通官兵，就连阿部自己，也只能舍马徒步。
选择如此险途，是因为想避开八路军主力。出于同样的理由，日军采取边侦察边交替掩护的方式行军，不管走到哪里，总是由三十多人组成的小部队，携数挺轻重机枪先行开路，在小部队占领路侧小高地后，大部队才予以跟进。
上午八点，天气转晴，山头浓雾开始消散，但日军行军依旧很小心谨慎，大半个上午都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真正吸取雁宿崖的教训，沿途既没有派出兵力对两侧警戒，也没有占领两翼高地，这就为八路军抢先占领周围山头阵地，进而居高临下地实施包围创造了条件。
从上庄子到寨坨村，一路沿着山谷延伸过去，就像一条长形的口袋。中午十二点，日军先头部队已经接近「袋底」寨坨村，大部队则还在「袋口」上庄子一线蠕动。
这时，一团、二十五团突然迎头杀出，三团及三分区的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将日军团团围住，压缩在一条长约二三里，宽仅百十米的沟里。战场上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八路军一百多挺轻重机枪从各个山头朝沟里打，一分区炮兵连连续发射了数发炮弹，整条山沟瞬间就被弹片、碎石和浓烟覆盖住了。
日军反应过来后，先是倚仗优良火器，向八路军寨坨阵地猛冲，遭到反击后，又掉头向西，欲从黄土岭突围。为了断敌归路，三团死守西、南阵地不放，一二○师特务团也及时赶来增援，从三团的左侧加入战斗，日军欲归无路，只能就地拼命抵抗。
相于游击队和非主力部队，八路军主力部队虽能优先得到弹药补充，但每个战士的子弹袋里也只有十来发子弹，连续射击之后，子弹袋很快就空了。
相比之下，日军弹药充裕，他们射来的子弹如同急风骤雨，用八路军的话来形容，犹如在「刮刀子风」。八路军后方人员伏在山坡上，都能听见山前的枪弹「像秋风扫过霜后的白草那样，响着唏唏的风声」。有人把一条带有酸枣的枝条举到高处，刚举起来，枣儿就飞了，枝条也折了。
在子弹匮乏的情况下，八路军必须做到不瞄准不打，不到杀伤距离不打，这在无形中增加了部队的伤亡。
当时八路军的医疗条件又很差，分区医院不能做大手术，重伤员只能用担架送往军区五台医院，伤员常常在半路上就会因失血过多而牺牲。幸亏战前白求恩主动请缨，在前沿临时建立了战地医院，这才使很多指战员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此前，这位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已因抢救八路军伤员而感染细菌，不幸罹患败血症，他是带着高烧、伤痛，对黄土岭战斗中的伤员进行救治的。
这是白求恩最后一次为中国抗战效力，此战结束后不久，他便牺牲在了自己为之奋斗不息的事业途中。
直到下午四点，中日双方仍在激烈交火中。阿部前往独立步兵第四大队（堤赳大队）的后方，听取了大队长堤赳中佐的汇报，之后他把旅团指挥部迁至寨坨村一个叫教场的地方，准备在那里指挥突围。
教场的住户很少，阿部选了一座四合院作为指挥所。房东陈家十八口人被赶进正屋，挤在一个大坑上，不久，他们就见到阿部带着三四个随行的幕僚人员进了屋，进屋后，这些人把陈家的长条桌摆在屋内当间，阿部就对着门坐在桌前。
时年只有六岁的陈汉文坐在祖母怀里，他记得，阿部还曾到坑边小坐了一下，腰里长长的战刀甚至碰到了他身上，随后便看到两个日军通信兵摆弄好了一部电台，阿部对着电台，叽里呱啦地嚷嚷了一通，
黄土岭战斗也引起了延安和八路军总部的关注，他们从杨成武那里得到的报告是，「日军的火力非常强，战术也好，我们把敌人围住了，但冲锋几次都拿不下来。」
著名译电员戴镜元负责侦听和破译日军电报，他敏感地发现，黄土岭被围日军开始频繁地发报和收报，于是立即组织人力进行侦听。
侦听结果一出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有个日军中将也被围在了黄土岭，所以日军很着急，戴镜元马上将这一重要情报通知了杨成武。
总部的侦听，给了前线部队一个必须拿下黄土岭的理由。因为在此之前，杨成武并不知道阿部本人亲自在前线指挥，接到情报后一看，这还了得，他马上指示前沿部队，立即寻找敌指挥机关，直接进行攻击。
把杨成武这一指示落到实处的，是一团团长陈正湘。陈正湘攀上山头，用望远镜观察敌阵，看到在一座小山包上，几个腰挎战刀的日军军官也在举着望远镜观察，在距其一百米处，另有一个独立小院，几个腰挎战刀的日军军官正在进进出出。
陈正湘判断小山包是敌人的观察所，而独立小院则是日军的指挥所，于是立即通知归其指挥的分区炮兵连上山待命。
炮兵连连长杨九秤、排长许成德和炮手们应召上山，陈正湘把所观察到的两个目标指给他们看，然后问迫击炮是否能够打到。杨九秤目测距离为八百米，在迫击炮的有效射程之内，当即保证可以打好。
在杨九秤、许成德的指挥下，炮手李二玺连射四炮，四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天空，落在目标地点并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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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岭战斗中的八路军炮兵阵地
陈正湘从望远镜里看到，小山包上的敌人正拖着死尸和伤员滚下山去，而独立小院内的敌人跑进跑出，异常慌乱。
战后李二玺受到表彰，被授予「神炮手」称号。杨成武曾指着他对许成德说：「李二玺要永远留在炮兵部队里，不要调离。」
这座独立小院就是陈家，也就是阿部所选定的临时指挥所。阿部选择陈家作为指挥所，其实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小院处于两山之间的一个小高地上，对于农宅来说，或许称得上是块风水宝地，但对八路军炮兵而言，却是一个极好不过的瞄准标定物。
显然，阿部那过了头的自信再次误导了他。
八路军炮击小院之前，阿部正准备下达命令，调整防守阵地，同时确定进一步反击和突围的方向、战斗序列。
炮弹爆炸时，陈汉文听到院子里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就看见阿部一仰身从凳子上倒了下去。阿部身边的随行人员反应过来后，慌忙上前，把阿部身上的大衣裹紧，背的背，抬的抬，走了出去。
阿部等人走了很久，陈家人才敢下炕，结果发现院子里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但影壁前却多了一个一米深的弹坑。由此或许可以推测得知，李二玺发射的四发炮弹，只有一发直接打在了院子里，而且据日方资料，这还是四发炮弹中的第一发。
炮弹爆炸时，阿部的参谋幕僚都在院内，这些人全都负了伤，挂了彩，但都不致命，没想到炮弹碎片飞进屋内，却炸翻了他们的最高指挥官。陈汉文当时看到墙上和糊窗户的羊毛毡上都插着好几块弹片。
试想一下，如果阿部不是正对着门坐着，正面无遮无拦，大概率是不会有事的，因为除他之外，屋里的其他人没有一个死亡乃至受伤。
就此来看，阿部之死确有偶然因素，甚至显得有些匪夷所思，用当地老百姓的话来说，叫做「该着」——活该他要死在黄土岭！
阿部从站着走进陈家，到他躺着离开陈家，前后不足半个小时。
在华北方面军的内部报告中，称阿部的左腹部及两腿十余处部位都受了致命重伤，并于受伤三个小时后死亡。
阿部之死，令日本朝野深受震动。日军在张家口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在日本国内，除陆军省发布阿部的阵亡公报外，日本媒体普遍进行了报道，《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名将之花，凋零在太行山上」，连续三天予以报道。
当阿部的骨灰运抵东京时，东京专门降半旗致哀，《朝日新闻》在相关报道中，则称「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
但事实是，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并非第一次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
几个月前，被打死在山东的沼田德重乃是野战师团的中将师团长，论身份要比阿部显赫得多，只不过日方出于怕动摇军心士气等多种原因的考虑，对沼田德重的死讳莫如深，而阿部死时，正赶上日本军部想借此进行宣传，所以才把阿部给「炒红」了。
阿部被击毙的当天（1939 年 11 月 7 日），恰好是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纪念日，这一战果称得上是献给纪念日的最好礼物，但当时杨成武、陈正湘等人都尚不清楚独立小院中弹后的详情。
直到日本的广播和报纸首先对阿部之死进行报道后，延安方面据此向晋察冀军区拍来贺电，告诉他们，阿部已被打死，而且就是死于黄土岭战斗的炮击中，他们才知道了这一好消息。
杨成武立即让一团到战场寻找阿部的遗物，结果找到了一件绣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一把嵌有银菊花的指挥刀。这两件战利品最终被送往延安，到了主席手里，主席看到后非常高兴，他把阿部的军大衣作为奖品，送给了通过破译日军电讯，进而发现阿部行踪的戴镜元，并且说：「前方的英雄离不开后方的无名英雄！」
阿部被击毙后，日军连续组织突围十余次，均被击退。在此之后，其反扑势头顿减，战法也乱了，不得不收缩兵力，依托山地固守，至此，敌我开始处于对峙状态。
在黄土岭激战的同时，日军驻保定的一一○师团、驻大同的第二十六师团、独混第二旅团留驻张家口的部队等，纷纷出动，从灵丘、涞源等各个方向出发，分成五路，向黄土岭合击。阿部临死前一直在陈家发报，相信电报应与这些日军增援部队有关。
第二天，即 1939 年 11 月 8 日凌晨，日军五架飞机飞抵黄土岭战场上空侦察盘旋，并投下了七个降落伞，降落伞上吊着弹药、粮食。当时八路军多用缴获的日军黄呢大衣御寒，日机从空中分辨不清，不少给养竟然都投到了八路军阵地上。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人乘降落伞进入日军阵地，据杨成武后来推测，空降者有可能就是派来指挥黄土岭之敌突围的。
下午，日军增援部队已进至距黄土岭三十里范围以内，并且与八路军游击支队交上了火。看到战局发生变化，全歼敌人的战机已经失去，继续战斗于己不利，聂荣臻遂下令各部撤出黄土岭。
当日黄昏，接替阿部指挥的第三大队长绿川纯治大佐抵达黄土岭，但八路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独混第二旅团在黄土岭一战中损失非常惨重，晋察冀军区报称，毙伤日军达九百余人，缴获两百余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
在八路军撤出的前一天晚上，被围日军为了准备突围，已把尸体集中在教场北面山沟里焚烧了几次，直到 11 月 10 日，前来增援的日军到达银坊附近，还能看到黄土岭一带到处升起黑烟，也就是说为大批战死者举行的火葬仍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