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盐选会员精选文章「我往东去找水井」。
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包含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广为人知也是最神秘莫测的一起失踪案。
写下这七个字的人，在留下一张字条后，从此像一阵风一样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直至今日，这事过去整整四十年了，还是未解之谜。
那个失踪的人，没有人再见过他。也许他早已告别人世，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的遗体却一直没有被找到。他最终的归宿、他真正的下落，依然像一个悬而未决的巨大黑洞，紧紧地吸住所有中国人的心。
他就是在 1980 年 6 月 17 日消失于人间的彭加木。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彭加木的名字了，就算知道，也是把他当做网络异事和都市传说的主人公。但是在四十年前，他是举国闻名的著名科学家，放在今天，可以说是和钟南山属于同样的量级和知名度的科学英雄、知识偶像。
因此，他失踪的消息一经传播，立刻震惊了全中国。
除了身份特殊，彭加木失踪至今依然余波未绝的原因还有两个：第一，他消失的地方是充满悬疑气氛的死亡禁区——罗布泊；第二，在他失踪四个月后，有海外媒体言之凿凿地说有人在美国撞见了他，他还活着！这个传言顿时给彭加木的失踪罩上了一层阴谋论的影子，日后猎奇群众津津乐道的「双鱼玉佩」，也是肇始于此。
然而彭加木的失踪真的和超自然力量有关吗？背后还有什么隐情？真相究竟为何呢？
1
失踪那一年，彭加木 55 岁。
1925 年，彭加木出生在广州。他读的是中央大学农学院，学的是农业化学。1947 年毕业，先是去北京大学做老师，再调到上海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1956 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准备开发边疆省份的自然资源，他就主动报名去新疆工作。
他原名叫彭家睦，就在这时候自己改名为彭加木。因为「家庭和睦」只是小爱，他要「为边疆添草加木」，这才是大爱。
从那以后，彭加木就在新疆扎下根了。到 1980 年，他已经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副院长。那时候，在普通人心目中，彭加木就是中国人自己培养出来的科学家的代表。
他研究的领域是什么？
他在 1978 年写的研究员申请报告里面提到他的学术研究，「擅长进行蛋白质及职务病毒分离提纯研究，电子显微镜技术用于蛋白质植物病毒形态、结构的研究」。
如此专门而艰深的领域，为什么会让他的名气那么大？
不用说，学术水平当然是很高的，更特别的是，他有一段传奇的经历：身患恶性的网状细胞性淋巴瘤，却战胜了病魔，后来还愈发骁勇，主动请缨去艰苦的边疆工作。这样的事迹，自然就被树为典型，引发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为他题词、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他写诗，高级领导的肯定又反过来推动他在体制和民间收获了巨大的名声。
在他失踪仅仅 6 天后，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就做出批示，明确要求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负责派出飞机搜寻。由此可见彭加木的影响力之大，称得上是万众瞩目。
说了人，再来说地点。罗布泊，这地方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我们都听说过楼兰，那是一个消失千年的古城。楼兰就在罗布泊。
从名字看，罗布泊似乎是个湖。它确实也曾经是个湖。自古以来，罗布泊就是中国仅次于青海湖的第二大咸水湖。
它大到什么程度？古代的罗布泊面积超过 10000 平方公里，四十年代还有 3000 平方公里。站在湖边，眼前一片浩浩荡荡，像海一样。在茫茫沙漠之中，这样一个大湖，就是过往行人最佳的憩息之所，依附于它的楼兰也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
罗布泊还有个诡异之处：它的大小和位置时常会发生变化。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有一本书叫《游移的湖》，写的就是罗布泊。这也反映了像罗布泊这样处于沙漠深处的游移湖，其实非常脆弱，指不定哪天就会消失不见。
1949 年以后，又垦荒又采矿又修水库，罗布泊不堪重负，终于在七十年代初完全干涸，从此成为一片荒无人烟的无人区。没有水也没有人的罗布泊，从卫星照片上看，形状就像一只人耳。所以人们也叫它「上帝之耳」。
六十年代，这里被列为军事禁区，一些非常重要又绝对保密的工作在这里进行……是的，那就是中国的核事业。1964 年，原子弹在这里爆炸成功，1967 年，氢弹爆炸成功。之后的数十次核试验，全部是在罗布泊进行的。
这更是为罗布泊增添了不少神秘感和传奇色彩。这样一个地方，发生谜团一点都不奇怪。
不过对彭加木来说，罗布泊本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1959 年，他到过罗布泊北部采集土壤标本。1964 年，他考察过流入罗布泊的几条河流。
就在出事的前一年，1979 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20 日，中日两国组成的《丝绸之路》摄制组到罗布泊实地拍摄，请了他当顾问，带领先遣队进行了前期的考察。
但光是靠这几次考察，是无法真正摸透罗布泊的。
彭加木在 1979 年带领的先遣队，是六十年代后第一批进入罗布泊的非军事人员。先遣队有二十多人，很多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地理研究所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因为是为拍摄纪录片打前阵，所以不是正规的科学考察。
这当然满足不了彭加木。到那时候为止，对罗布泊的研究基本都是外国学者做出的，爱国心强烈的他大为不满。他说过：「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的足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使它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
这句话后来传遍中国。
回来后彭加木就上书建议对罗布泊进行综合的科学考察。没多久，他当上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这事就成了。
1980 年初，罗布泊科学考察队成立，彭加木担任队长。他组建了一个包括他在内一共 11 个人的考察队。5 月 3 日自乌鲁木齐出发，5 月 9 日从北面的 720 基地进入罗布泊，失败后退出，5 月 30 日开始第二次纵穿罗布泊，6 月 5 日抵达终点若羌县的米兰农场，这次考察任务终于成功。
本来原地休息几天，考察队就可以回乌鲁木齐解散了，可偏偏在这时候，彭加木脑子里蹦出了新想法，事情由此节外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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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原定考察计划到 7 月 3 日才结束，现在提前了差不多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分秒必争的彭加木不想浪费这段时间，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一个新计划：不走公路回乌鲁木齐，而是继续沿罗布泊东线北上，往东绕一个大圈，大致路线是从米兰出发，先后经过墩力克、落瓦寨、山栏子、库木库都克、羊塔库都克、红十井、八一泉，最后回到乌鲁木齐。
彭加木为什么要那么激进行事？一方面，他天生性格比较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想在工作中取得成绩的心情太迫切了。
队员们身心俱疲，第一反应当然是震惊与排斥，但最后还是同意执行。毕竟提出这一计划的彭加木既是考察队队长，也是他们的副院长。再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也批准了彭加木的请求。
5 月 30 日那次由北向南穿越湖区的有 6 名队员，他们到达米兰后，又有 4 人赶来会合，加入了考察队，于是这次共有 10 个人重返罗布泊。
6 月 11 日清晨 7 时 30 分，三辆车载着他们，离开了柏油马路，离开了人群，离开了喧嚣的世俗，向未知的前方奔去。
一辆越野车，司机王万轩驾驶，彭加木乘坐；一辆八座吉普车，司机陈大华驾驶，副队长汪文先与另几个队员阎鸿建、沈观冕、马仁文、陈百禄、萧万能乘坐，电台设备也在车上；一辆苏联生产、载重 1.5 吨的嘎斯 63 军用大卡车，司机包纪才驾驶，装着汽油、水、食物、帐篷等物品。
这就是考察队的全副家当。
彭加木带领的考察队沿着罗布泊东线，在从罗布泊南岸的米兰出发，先后经过墩力克、落瓦塞、山栏子之后，在 6 月 16 日那一天，终于到达疏勒河故道南岸的库木库都克，在此扎营，旁边就是中国第八大沙漠——库姆塔格沙漠。
实际上，考察队此时已经陷入绝境，近乎弹尽粮绝。10 个人的考察队，开着三辆车，却只剩下一桶汽油一桶水。
他们是怎么落到如此境地的呢？
平心而论，这和彭加木指挥不当有关。
库木库都克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深入沙漠之中、寂无人迹的险绝之地——从米兰开车到这里，花了整整五天；720 基地离这里有 210 公里，这里离东边的甘肃敦煌，也是 210 公里。
彭加木原定计划每天行进 80 到 100 公里。实际上，第一天只走了 46 公里，第二天更糟糕，只走了 40 公里。
拖住他们的是「吹屁股风」，也就是顺风。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如果汽车逆风而行，位于车头的水箱反倒易于散热，可「吹屁股风」一吹，水箱散不了热，又一直被烈日炙烤，十几二十分钟就咕噜咕噜烧开了。这样车哪里还走得了？只能停下来，打开车头盖，等自然降温了再继续走，没过多久水又开锅了，再停下来，一次又一次。
也就是说，路程花费的时间比预想的严重超标，携带物资的消耗程度同样严重超标。尤其是直接决定生死的饮用水。可要命的是，他们携带的饮用水偏偏原本就不充足。
临时改弦更张，更应该准备周全，可是出发前，彭加木却在只能装八个大桶的大卡车上装了五桶汽油和三桶水。在沙漠里，少一桶水，就是少三分生存的机会啊。
彭加木为什么会这么胆大？因为他想着距离出发地点 400 公里以外的库木库都克有水井，也就是三天的路程，只要抵达那里，就可以补充水源。
可是，第一，路上耽搁了，第二，他想象不到，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等到亲眼见到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他们已经被死神的阴影所笼罩。
后来参加搜救彭加木行动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去过库木库都克，他写道：「我以为大约是个小镇，起码是个小村。飞机降落之后，我才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一间房屋，没有一个居民！彭加木，就是在这里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只有一口干枯的井，算是那里的地标！」
而那口井，只是一个两米宽、两三米深的土坑。
越往前走，水越少，如果无法得到补充，一旦走过了某个临界点，即使想返回也是不可能的了。实际上，出发之前考察队为自己设置过这样一个临界点。全体队员达成共识，到汽油和水消耗一半的时候，如果路也走了一半，那就继续前进，如果路还没走到一半，必须果断退回米兰。
但破坏这个约定的，仍然是彭加木。
出发后的第三天黄昏，考察队来到红柳沟，此时汽油和水已经用去一大半，但 400 公里的路程只走了不到 180 公里。按照约定，他们应该立刻掉头返回。
但彭加木力排众议，否决了自己曾经默认的规矩。
根据后来采访了考察队众位队员的记者唐守业记述，当场就有阎鸿建、王万轩跟彭加木争吵起来。但没有什么能动摇彭加木的想法，他已经决定了考察队的方向。
继续走。
越往前走，每个人心中都越沉重——也许除了永远乐观的彭加木——但这种感觉开始只是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悄悄地压在心头，直到终于把自己所面临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才突然陷入巨大的恐慌。那一天，是 6 月 16 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们那一天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库木库都克。
库木库都克，就是后来彭加木失踪的地点。
6 月 16 日下午 18 时，支起了帐篷正准备做饭的队员发现，水和汽油都只剩下一桶。而且那桶水装在废旧铁桶里，铁锈都掺进来了，水被染成酱油一样的浑浊颜色，没法再饮用。
这个事实让每个人都惊呆了。在那种极端环境下，没有水意味着什么，人人心里都明白。
那意味着死亡。
必须要弄到水，不能再拖下去了。他们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向附近的 720 基地求援。
这时候，彭加木那股子倔强和什么都想靠自己的劲头又冒上来了。虽然同意求援，但彭加木还是想自力更生先试一把。原因在今天看来未免迂阔：直升机飞行一小时，成本是当时的 2000 多元，他不舍得。
他对队员们说，我们尽量自己去找水，这样可以节省国家费用。飞机支援的架次越少越好，我们要自力更生。
事后诸葛亮而论，最安全也最合理的做法，无疑就是发出求援信号之后，原地等待救援，不要分头乱跑。但是对一个刚刚经历了几十年苦日子的科学家来说，产生「给国家能省一点是一点」的想法，非常自然，也可以理解，后人无法苛责。
出发前，彭加木在米兰农场听人说，库木库都克东北约 30 多公里处有一眼「八一泉」，1980 年 1 月，《丝绸之路》摄制组在那里加过水。那是五十年代兰州部队的战士经过那里时挖的一个水坑。
他对此坚信不疑。
他还拿出过地图研究，发现在库木库都克以东还标有几个井位。因此他相信，只要向东再多走一点点，就一定可以找到水源。
那一天下午，汪文先和陈百禄去找过水，却无功而返。
夜晚来临了。
缺水的状况有发生任何改变吗？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越来越严酷了。
再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晚上 22 时 10 分，当天下午已经进行过无果尝试的考察队，终于做了早该去做的一件事：向 720 基地发出了第一份电报。
电文是彭加木亲自拟的：
「我们今天 20 点到达库鲁库多克地区西大约 10 公里地方。我们缺油和水。请紧急支援油和水各 500 公斤。在 18 日运送到这里。请示作战处办理，请转告乌鲁木齐。另，捕获一头野骆驼。
长江」
署名的「长江」，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科学考察队的代号。
考察队的困境，第一次通过在大气中激荡的电波而为外界所知晓。
3
收到电报的是 720 基地的电台。720 是个小基地，他们收到电报后会第一时间同步给驻扎在马兰基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89800 部队的电台。
马兰基地，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中国唯一的核试验基地，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单地说，一个由于其任务的绝密性质从而不存在于地图上的地方。人们只知道它在罗布泊的西端，是进入罗布泊的必经之处，可是对考察队和 720 基地来说，马兰基地就是大后方。
马兰基地驻军作战处处长周夫有读完手中的电报，心知不妥。
电报说得很清楚，考察队有麻烦，麻烦是大是小，尚且不明。不过让周夫有这个「罗布泊活地图」有点懵的，是他们所处的确切位置，「库鲁库多克」这个地名他可是闻所未闻。他不禁想，这个地名是不是彭加木信口叫、信手写的？正如二十多年前周夫有第一次来到这里，就自觉行使了命名权，把他们见到黄羊的那地方取名叫「黄羊沟」一样。
他打开比例尺为 50 万分之一的地图，依然找不到库鲁库多克，倒是有个叫库木库都克的，名称比较接近。也许是彭加木打错了？
周夫有不敢怠慢，马上让报务员发出复电，要求考察队报告具体的宿营点坐标。然后把电报转达上级领导和彭加木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没过多久，新疆军区首长就同意了用飞机调运支援物资。
在 210 公里以外的罗布泊深处，刚把第一份电报发出去的考察队，马上就收到了让人安心的复电。一时间，大家都喜出望外，如释重负，决定先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再向后方汇报精确的所在地。夜已深，众人纷纷钻进了帐篷。
只有彭加木，还在外面忙着剥野骆驼皮。那头母野骆驼是中午追赶的时候连开七枪打到的，它的幼崽则被活捉，准备运回去做活标本。根据叶永烈的记述，直到凌晨 2 时彭加木都还没睡，一位队员起来小便，看到他在添柴烧火。
他在思考着什么呢？
如果我们能够回到那个关键的夜晚，并且凌空升起，从支起的帐篷上空往下看，就可以把宿营地的布局一览无余：大帐篷居于中央，开口朝西，外面正对着大卡车来挡风，大卡车南面是八座吉普车，第三部越野车——彭加木坐的那辆——停在另一边，帐篷的东面；帐篷内，10 个队员分两排睡。
彭加木的床位离出口最近，可以想象，他蹑手蹑脚钻进帐篷，丝毫没有打扰熟睡的队员们。当他躺下时，心中一定做出了某个决定。
6 月 17 日的太阳升起来了。这也是世人最后一次见到彭加木的日子。
上午 9 时，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彭加木重提旧话，再次向队员们提出找水的事。他提议说开车往东去，从库木库都克到羊塔克库都克再到克孜勒塔格，路程大约为 120 公里，要消耗半桶汽油。
注意，他提出的方案是开车去找水。这一点，与后来他所付诸实施的独自步行并不一致。
不出意外，这个方案遭到了其他人一面倒的反对。他们想必被彭加木的大胆设想震惊了，不敢相信为什么要在即将获得救援的情况下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他们劝彭加木，还是等基地答复后再做决定。
关于当时的具体情景，当事人只是一语带过，没有事无巨细地回忆。但可以想象，场面也许会很尴尬，队长的一腔热情被队员不约而同地浇了一盆冷水，他也许感受到一种孤立而不被理解的感觉。
他站起来，只留下了一句话，再次重复了自己的计划：一边与部队联系，一边向东去找水井，如果找到了水井，就通知部队不用再派飞机运水了。
他说完就离开帐篷，坐到他专用的那辆越野车里。
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那些和他历尽艰苦、出生入死的队员们没有跟着他出去，他们留在帐篷里，在超出常人承受能力的高温下，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有人在打扑克，有人在看书，有人在睡觉。没人有多余的精力和心思去琢磨彭加木想做什么。
第二份电报是在 9 时 30 分发出的，所以可以肯定，彭加木没有参与：「我们无法前进，请飞机前来支援。标志：一杆红旗。地点：东经 91°50′，北纬 40°17′。」
那一边，周夫有把坐标和地图一对照就明白了。就在库木库都克附近，果然是打错名字了。
11 时 30 分，考察队收到周夫有发来的第二份复电，写的是：「飞机 18 日到达库木库都克。你们不要动，待命。」
把密电译出来，已经 12 时了。
汪文先想把电报拿去给彭加木看。越野车里没找到人。他以为彭加木是去远处方便了，就回帐篷呆着。
12 时 30 分，之前躲在大卡车的阴影下乘凉的王万轩去越野车拿衣服，瞥见副驾驶座上放着彭加木的地图册，有一张夹着的纸条露在外边。他打开一看，大吃一惊。
上面写着：
「我往东去找水井
彭 17/6 10：30」
一开始「17」写错成「16」，后来又改了过来。
彭加木一个人走进了茫茫沙漠之中。
走进了危险与死亡之中。
想必他悄悄离开宿营地的时候，心里一定充满了不甘心，甚至还有一丝赌气。我就不信找不到水，你们都不支持我，我就自己找给你们看，诸如此类的。
他失踪前穿蓝色劳动布工作服，戴白色遮阳帽，脚上是一双 42 码的翻毛半高帮工作鞋，眼镜片上贴着蓝色滤色片。
他带着一个装了 2 公斤水的铝水壶，一部海鸥牌照相机，一个灰色人造革包，里面有一个罗盘、一只钢笔式手电筒、一柄地质锤、一把防身匕首、一本蓝色硬面笔记本（扉页写着「罗布洼地科学考察记录本」）、一小包糖果（青岛食品厂生产的椰子奶油糖，在米兰买的）、一只打火机。
当时气温是 52 度，帐篷内是 44 度，地表温度则是 64 度。
这样的天气是能烤死人的。
王万轩清楚事情的严重性，马上跑回帐篷，告知队员们这个消息。
其他人一听，立即动手做准备，烧了几锅开水，给要外出寻人的队员们灌满水壶。
下午 15 时，沙漠中刮起了漫天风沙。在这种情况下，想在茫茫沙海中找到一个人是不可能，还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于是他们只能焦灼地等待，直到 16 时，他们才冒着尚未完全停歇的风沙，开着越野车向东去找彭加木。
这时候，离彭加木离开宿营地已经过去了五个半小时。
越野车开到 6 公里以外，彭加木的脚印还能看得到。
又往东开了十几公里。但很快天就黑了，再追下去既无效又危险，他们只能返回宿营地。
他们没有马上向 720 基地汇报这个天大的消息，因为还抱着一丝侥幸，万一彭加木待会就安全归来呢，那岂不是闹了笑话？所以 6 月 17 日晚上 21 时 30 分发去的第三份电报是这样写的：「你们的电报没有提到空运汽油。这里缺汽油 500 公斤。18 日凌晨 2 点联络，有重要情况报告。」等到次日凌晨 2 时，这也是他们给自己定下的时限。
在这个时限来临之前，他们力所能及地做了几件事：用红柳的枯枝烧了两堆火，每隔一小时打三发信号弹，把越野车开上沙丘，对着东北方向开大灯。
奇迹没有出现。
6 月 18 日凌晨 2 时，他们没有等到彭加木，只能发出了第四份电报。这份电报携带着一个爆炸性的惊人消息。
「彭副院长 17 日 10 时一人外出未回。我们正在继续寻找。请作战处立即告诉新疆分院常委。请派飞机寻找并告知飞机起飞时间。」
彭加木失踪一事就此传出了罗布泊。
很快，就将传遍全中国。
此时，距彭加木失踪已是十三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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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泊里，考察队的队员们焦急无奈；罗布泊外，获悉只言片语却不知晓具体情况的相关人士，更是忧心如焚。
其实军队的反应和动作非常快速。6 月 17 日下午，就有一架 4641 号直-5 型直升机受命从乌鲁木齐飞到马兰基地的永红机场，加满油后，又向 720 基地飞去，到那里已经是晚上 22 时 20 分了。周夫有也在上面。
考察期间一直和考察队保持直接联系的电台其实不设在马兰基地，而是在 720 基地。现在，准备支援物资的任务也落到了 720 基地头上。在周夫有到达之前，战士们就装够了清水，等直升机一到就运上去，易燃的汽油则按照规定不能进行空中运输。720 基地用电报向考察队通知了清水已经准备好的情况。
晚上 21 时 30 分，考察队发来了第三份电报，就是约定「18 日凌晨 2 点联络，有重要情况报告」的那一份。
周夫有搭着直升机在 720 基地降落后，立即获悉了这个最新消息。他猜不到是什么样的重要情况，值得如此郑重其事，只能胡思乱想，焦灼地等待着下一份电报。
直到揭晓谜底的第四份电报如约而至，周夫有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任务不仅仅是救援考察队，还有更紧迫的——搜寻彭加木。
根据 720 基地的值班记录记载，把 250 公斤水装上直升机之后，直升机于 6 月 18 日上午 9 时 56 分起飞，向库木库都克飞去。周夫有则留守 720 基地，之后他担任了营救和搜索彭加木的现场总指挥。
中午 12 时 05 分，直升机找到了宿营地。考察队的 9 名队员顺利得救。
接下来就是连续的寻找。
先是陈百禄和包纪才登上直升机，在往东 3 公里的地方盘旋寻找。这是外部力量介入后的第一次搜寻，持续 40 分钟后无功而返。
考察队决定让直升机把生病的沈观冕带回 720 基地，只剩 8 个人留在库木库都克。不过，直升机运来的 250 公斤水让他们重新鼓起勇气和信心。除了留在宿营地负责收发电报的萧万能之外，他们把人马分成两队，第一队在下午 14 时 30 分出发，20 时 30 分前回到原地，第二队则接替第一队，一直找到天黑。不过由于 720 基地的反对，第一队完成搜寻后，第二队不许再分散外出。
在把沈观冕送回 720 基地后，4641 号直-5 型直升机也再度起飞进行搜寻，却也是什么都没找到。
就这样，时间从 6 月 18 日来到了 6 月 19 日，又一天过去了。
6 月 19 日，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批准，新疆军区乌鲁木齐空军指挥部增派了一架直升机，从乌鲁木齐经马兰基地和 720 基地，把两桶宝贵的汽油送到了库木库都克。因此，考察队得以装备了充足的燃料，驾车往东边开出更远的距离。
结果真有了大发现。
下午 13 时，考察队的 6 名队员在库木库都克东北 7.8 公里处的疏勒河故道，发现一行方向朝东的脚印，以及一张被撕开的米黄色糖纸，正是彭加木在米兰买的那种椰子奶油糖。在一个土丘上，还有明显的人坐过的印迹。
这是追寻彭加木由始至终的整个过程之中，所发现的最有价值的三个线索。
队员们下车跟着脚印走，车子跟着他们。就这样又向前走了 5 公里，到下午 17 时，土质变得越来越硬，脚印就此逐渐消失了。
仿佛彭加木这个人也随之消失在空气中。
既然方向是正确的，那横下一条心追下去就是了。6 月 20 日清晨 5 时，考察队开出两辆车，相隔几百米平行而行。这次行动，他们开到了红十井、八一井，但没有任何收获，只能原路折回。6 月 21 日下午 13 时 50 分，两辆车带着疲惫和沮丧回到库木库都克宿营地。
这时候，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人员接到命令，在以最快速度往这里赶。6 月 23 日晚上，新华社新疆分社成为第一个报道彭加木失踪的媒体，这篇题为《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的电讯是以这样导语开头的：「新华社记者赵全章报道：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在新疆的一次科学考察中失踪，已经第七天没有音讯。」
消息一出，举国震惊。
也是在这一天，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 673 期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做了批示：
「方毅、李昌同志：
彭加木同志失踪尚未找到，他们要求中央下令派出飞机飞行十五架次。此事请和新疆取得联系，并和总参、空军研究如何派出飞机配合地面搜找。
华国锋 6 月 23 日」
这份批示也直接促成搜寻彭加木一事的受重视和投入程度上升到最高级别。
6 月 20 日到 26 日，新疆军区和考察队一共有 136 人次参加行动，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 12 小时以上，还出动了 9 架直升机、3 架「安—2」型飞机，在出事地点 50 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索。
6 月 2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也派出 28 人的防化连，从甘肃敦煌向西，朝库木库都克方向寻找。
到 7 月 6 日，新疆组织的第三次大规模搜索开始进行。参加人数一共有 117 人次，包括中国科学院干部、部队官兵、公安的警犬队（侦察员和警犬是从上海、南京、烟台等地紧急调去的），出动了 48 辆车，29 架次飞机，搜索面积达到 4000 多平方公里。
如此大型的行动，最后的收获只有以下几样东西：第一，在离彭加木脚印消失 7 公里的羊塔克库都克以东一处芦苇丛中，发现一个深褐色药瓶，几张铺在身下坐过的芦苇叶，以及一条明显向东的脚印；第二，在疏勒河故道发现一枚纽扣，与几处用刀砍削芦苇的痕迹；第三，在八一井发现两行长达 150 米的脚印；第四，被沙子埋了一半的一把伞。
经过研究，人们在这些线索上面只能概括出一个共同点：无法确认与彭加木有关。
彭加木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完完全全失去了踪影。
第三次搜索于 8 月 2 日结束。到这时候，如果彭加木还在罗布泊，他的生死其实已经不再有悬念。
没有人能够在沙漠里躲起来，不靠外界提供给养，独自生存一个半月。没有人。
问题就是没找到，一直都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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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11 月 10 日到 12 月 20 日，国家还组织了第四次搜索。规模之大，甚至远远超过前三次。之所以要如此兴师动众，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彭加木的遗体，以击破流言。
因为 10 月 11 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报道，一个自称和彭加木很熟的「中国留美学者」周光磊声称自己在美国华盛顿的一家餐馆，碰见了活着的彭加木。这件事甚至还有指名道姓的目击证人，就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管理留学生的工作人员戴莲如和正在美国留学的邓质方——邓小平的次子。
难道彭加木是玩了个魔术，叛逃到美国了？
一时间，流言四起，议论纷纷。
但经过新华社记者调查，这个周光磊子虚乌有，戴莲如和邓质方也否认他们认识一个叫周光磊的人以及发生过在华盛顿碰见彭加木的事情。这也许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谣言，不过多年后想一想，也算挺有想象力的。
1980 年 11 月 6 日，中国驻美大使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驳斥《中报》。
11 月 18 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的辟谣报道。
虽然是一场闹剧，但可见彭加木失踪引发的国内外影响有多么巨大。因此实施一场彻底的搜索是有必要的，最好的结局就是找到彭加木的下落。于是就有了第四次搜索。
第四次搜索以库木库都克和脚印消失处为中心，沿疏勒河故道，西起吐牙以西 6 公里，东到科什库都克，南北宽 10 至 20 公里，搜索面积为 1011 平方公里，直接参加的有 1029 人次。
前三次搜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救人，所以采取的是以线为主、点线结合的方法，这一次已经不存在救人的可能，唯一的目的就是找到遗体，所以采取的是拉网战术，点线面结合，以面为主。
具体手段正如新华社报道写的那样，「我们把直接参加地面寻找的 35 人，分为四个小组，每天每组按划分地段排成一线，中间有一个人携带罗盘或手持红旗，掌握寻找方向；人与人保持 50 至 80 米的间距，齐头并进，找完一片再找第二片；遇上沙丘、芦苇包、雅丹包，绕上一圈，不留空白；遇到低凹地和流沙地，用钉耙进行扒寻；每天都在找过的地段插上小红旗作为标志，防止遗漏和重复。」
实话说，如此巨细靡遗的手段，哪怕失踪的是一只狗，找到的可能性也很大。事实上，他们也的确连乾隆年间的铜钱都找到了几枚。
但是，「结果依旧：下落不明」。
这就太超出人们的意料了。
直到今天，还有一些都市传说认为，彭加木是被外星人劫持了，或者是叛逃到苏联了，又或者是和罗布泊的丧尸病毒有关。
网络有个流传甚广的「双鱼玉佩」传说，说来自外星的「双鱼玉佩」仪器制造出了两个彭加木……
你问我怎么看？
我对这些只能呵呵了。
其实只需要想一想，如果事实真的如同阴谋论所说的那样，那么对官方而言，最一劳永逸的办法不就是宣布找到了彭加木的遗体，利用权力进行掩盖和欺瞒，从此平息悠悠之口吗？又何必自认失败，让公众接着兴奋地猜疑下去呢？
1981 年 6 月 19 日，在彭加木失踪即将满一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报告，对此的表述是彭加木「不幸遇难，以身殉职」。7 月 20 日，中国科学院第 36 期简报发表《彭加木同志罗布泊考察遇难寻找工作已经结束，近期将举行追悼会》，对搜寻工作进行了总结，对彭加木做出全面评价。
这意味着，无论从法律还是常理上，官方已经接受了彭加木的死亡已经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但是在情感上，彭加木之谜确实仍然困扰着世人。我想，这个谜还将会持续很久，很久。
这既是人们对为科学而献身的科学家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也是对像罗布泊那样充满未解之谜的地方的深深迷恋。
后来还有两支探险队进入罗布泊试图找到彭加木的遗体。然而罗布泊留给他们的只有叹息。
2006 年，有人在罗布泊发现一具干尸，发现处距离彭加木脚印消失处的直线距离只有 20 公里。但是由于彭加木的家人拒绝提供 DNA，那具干尸到底是不是彭加木的遗体，彭加木之谜到底是不是已经找到答案，仍然笼罩在迷雾之中。
这么多年过去，人们依然不死心，就是因为彭加木留下的谜太不可思议了。一天得不到最后的答案，对他的搜寻永远都不会停止。
现在，在他消失的地方，那里仍然是空荡荡的，漫天黄沙之中，只有一座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 1981 年 11 月树起的纪念碑。
它似乎想诉说什么，可又只能保持沉默。
它似乎在等待谁归来。
只有那个人才能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