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盐选会员精选文章中国曾经有一种神奇的货币，叫「金圆券」
我们这些金融行业之外的人，对「通货膨胀」四个字可能没什么深刻认识。真正的「通货膨胀」有多可怕？看完这篇文章，你可能就会有一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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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7 月 29 日，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感受到了黑云压顶之势：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挺过了国民党最初的「全面进攻」，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率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开始发动了局部战略反攻。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土地和人口，国民党军队被压缩在沈阳、长春和锦州三个互不连接的区域内，一场战略大决战一触即发。
但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的这个会议却不是谈军事，而是谈另一件事：钱。
由于内战，国民党的军费开支疯狂增加，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但在这关键的时刻，国民党政权的官方货币——「法币」挺不住了。
法币，是国民党政府在 1935 年开始推行的国内流通货币，由于一开始发行量不大且稳定，所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多年抗战，财政吃紧，只能大量印制法币。到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总额已经达到 5569 亿元，比全面抗战前夕增长了约 400 倍。
面额为 1000 元的法币
超发货币，自然会带来货币贬值的效应。
以 100 元法币为例，在 1937 年可以买到两头牛，到 1938 年就只能买一头了，到 1939 年只能买到一头猪，到 1941 年只能买到一袋面粉，到 1943 年只能买一只鸡，而到 1948 年，买上一小捧大米都已经困难了。
发动内战后，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 75% 都砸到了军费开支上，所以只能饮鸩止渴，靠疯狂加印法币来填补财政窟窿。在这样的背景下，到 1948 年，法币发行额已经令人瞠目结舌，达到了全面抗战前的 47 万倍，居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窘迫景象：印刷厂刚印好的法币还没出厂，钞票面值已经在市面上一落千丈，甚至已经抵不过刚才印刷的成本了。
时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曾试图用「抛售黄金」来回笼法币，稳定物价。结果一边是抛售中央库存黄金的 60% 回笼了 1 万亿元法币，一边是政府又加印了 3 万多亿元法币，最终宣告计划失败。再加上「黄金风潮案」，宋子文只能引咎辞职。
经济如果垮了，军事肯定也垮了。面对这样的境况，蒋介石只能把经济工作会议摆到了军事工作会议的前面——先解决粮草，才能有人打仗。
怎么解决？蒋介石的想法是要一揽子解决问题——放弃法币，发行一种新货币。
「币制改革」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牵扯到方方面面，需要非常缜密的论证和研究。在当时国内炮火连天的环境下，本来就已经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还能进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币制改革」吗？
面对众人的劝阻，蒋介石却一定要改。
因为他信任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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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新上任不久的财政部部长，王云五。
王云五是三个月前才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的，他其实并非金融专业「科班出身」，而是一个出版商——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
必须承认的是，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主政时期局面为之一新，出版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书，可以说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王云五也颇有经营头脑，商务印书馆在他的经营下办得有声有色。
也正是因此，王云五被当时负责组阁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任命为财政部部长，随即又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拿出「币制改革」的整套方案。
其实当时蒋介石是让俞鸿钧和王云五各拿出一套方案的。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拿出了一套「不改法币本位，用新币负责缴纳税收和买卖外汇」的温和改革方法，按这个方法，大概能将当时中央财政的收入提高到支出的 40%~50%。
王云五。他还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
但是蒋介石全盘否决了俞鸿钧的方案，因为他更看好王云五的方案——彻底推翻法币，推出全新币种：金圆券。
王云五的方案是这样的：新推出的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 0.22217 厘，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 20 亿元，面额为 1 元、5 元、10 元、50 元和 100 元。金圆券 1 元，折法币 300 万元，折东北流通券 30 万元。
在 1948 年 7 月 29 日的莫干山会议上，蒋介石正式认可了这套方案，但他有点不放心，在 31 日专门咨询了中央银行前总裁张嘉璈。
经济学科班出身的银行家张嘉璈一点都没给蒋介石面子，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府要发行一种新币，必须要有充分的现金或外汇储备，而且要能保证新币的每月发行额度比旧币减少，不然肯定会导致物价飞涨，新币贬值。」
而张嘉璈说的这几个「必备要素」，国民党政府当时一个都做不到。
8 月 17 日，蒋介石还是不甘心，再一次咨询张嘉璈，张嘉璈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8 月 18 日，蒋介石第三次召见张嘉璈，甚至把《币制改革计划书》的文本都拿给他看。但张嘉璈看完还是告诉蒋介石：你们肯定守不住 20 亿元的发行定额，新币种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大幅度贬值。
但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没有退路了：行要上，不行也要上！
1948 年 8 月 19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币改方案」，之后行政院也讨论通过。
当天晚上，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通过广播播放。
这份「处分令」除了说明「金圆券」的面值及其与旧币的兑换比例，还强调了一点：「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 9 月 30 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
张嘉璈，字公权，东京庆应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长年在中国金融界身居要职，1949 年后移居澳大利亚
蒋介石宣称：「共产党最怕两样东西，第一样是世界大战，这个明年肯定会发生，第二样就是我们进行币制改革，稳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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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8 月 23 日，金圆券正式发行。
应该说，情况有些出人意料：金圆券发行后，全国的经济居然进入一段「蜜月期」。
著名社会活动家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之子杨小佛对这段「蜜月期」印象颇深。
国民党政府在正式推出金圆券后不久就下达了一个「八一九限价令」，即全国所有商品的售价以 8 月 19 日为准，一切交易不能超过此价。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住上海的杨小佛在头两天居然用 4 元金圆券，买到了食品商店里断货已久的美国产鲍鱼罐头，然后还用 1.2 元金圆券在南京东路的沙利文西餐馆吃了一顿大餐。
在金圆券发行之初，由于国民党政府态度坚决，又严格下达了兑换的期限，摆出了一副「铁腕」姿态，所以全国的老百姓虽然有点将信将疑，但还是乖乖把手里的法币等各种旧币以及辛苦积攒的黄金、外汇都交到了银行，兑换成了金圆券。
8 月 23 日，发行金圆券的第一天，在江浙沿海一带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银行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在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门前，上海市民从早上六七点就开始排队，很多人排到下午一两点都还没排上。
8 月 28 日，金圆券发行满五天，全国已经有价值 2720 万美元的金银外币兑换成了金圆券。在之后的数周里，全国的商品价格受「八一九限价令」控制，也基本维持在金圆券发行前的价格。
国民党内部一片雀跃，财政部部长王云五自然也备受鼓舞，认为这次币制改革「必将成功」。
但是，「蜜月期」真的就只维持了一个月左右。
作为亲历者的上海市民杨小佛，很快发现了一些普遍现象：商店橱窗里虽然还稀稀拉拉地摆着一点商品，但都只展示而不卖了；饭店里的饭菜分量开始大幅度减少了；就连早点铺的包子、油条、阳春面，居然也开始「限量供应，卖完为止」了。
1948 年 8 月，上海市民排队在银行兑换金圆券。当时政府的表态是：逾期不兑将被全部没收，情节严重者还将被投入监狱。而上海坊间还有传闻：政府进口了先进仪器，可以探测出墙壁夹层中是否藏有黄金，一旦发现，就要把人抓起来。一时间人心惶惶
这是典型的「有市无货」的征兆：商人们在「限价令」的威逼下，开始使用一切手段囤积商品，减少损失了。
而头一个月的「内部消息」确实也不容乐观：金圆券发行首月，就超发了 8000 万元。
相对于老实上缴「硬通货」的普通老百姓们，那些多少有些内部信息获取渠道的工商业企业主和金融资本家，早就洞悉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家底，所以纷纷开始耍起了滑头。
在这个时候，退无可退的蒋介石只有一招可以用了：用铁腕政策，让那些资本家乖乖带头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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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一发行，蒋经国就被老爸蒋介石派到了上海。
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工商业高度发达，各种金融资本家的势力也盘根错节。可以说，上海是否能做好金圆券的兑换工作，关系到全国「币制改革」的成败。
这一年，蒋经国 38 岁，已经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所以尽管他到上海时的头衔是「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俞鸿钧是正职），但人人都知道，「皇太子」亲自坐镇上海，是来显示蒋介石的决心的。
对于这场「上海打虎」行动，蒋经国颇有信心。他定下的策略是：「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亲自坐镇指挥上海的经济管制。
首先，他舆论先行，发表题为《上海向何处去？》的「告上海人民书」，宣誓：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下午，蒋经国的办公室向民众开放。走进他办公室的人，有商人、妇女、劳工等等。
然后，蒋经国就真的动起手来了——践行「用人头平物价」的承诺：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因私逃外汇被判死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宪兵大队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枪决；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建梁，都因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等罪，被捕入狱。
当时上海著名的百万富翁、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捕现场，上海媒体大肆报道，对人震慑不小
在这样的威慑之下，一些工商界的「大佬」开始畏惧了。上海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立刻上缴黄金 800 条、美金 230 万元。刘鸿生对自己企业的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他什么都干得出来，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然而，即便是这些工商业巨子，最多也只能算「大苍蝇」。
蒋经国发现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之前，有人私自走漏消息，提前抛售股票。蒋经国随即带人闯进上海交易所，用枪顶着负责人让其交出所有账目，结果发现两个抛售大户：一个大户是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之妻李国兰，陶启明随即被捕入狱；另一个大户名叫杜维屏，同样也被关进监狱。
下令关押杜维屏的时候，蒋经国不是没有犹豫过，因为杜维屏有个老爹，叫杜月笙。上海滩一时轰动：「蒋经国连杜先生的儿子都抓，看来是要动真格的了！」
看到蒋经国如此铁腕，上海的市民们更加配合兑换金圆券了。从 8 月到 10 月，上海共收兑黄金 114 万两、美金 3452 万元、港币 1100 万元、银子 96 万两。在整个币制改革过程中，上海是收兑成效最好的地区，收兑金额占全国的 64%。
杜维屏和从犯公审现场
但是，杜维屏的老爸毕竟是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儿子被抓后，也不找蒋经国要人，而是在蒋经国 9 月下旬召集的一次各行业企业家会议上，公开说了这样一段话：
「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蒋先生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人和记者先生可随杜某去开开眼界。」
这一段话，把蒋经国顶到了杠头上——扬子公司当时违法囤积的货物，是全上海最多的。但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叫孔令侃，孔令侃的老爸，叫孔祥熙。
孔令侃是宋美龄最疼爱的外甥，孔、宋两大家族也是蒋介石最重要的两大支撑。
但事已至此，决定破釜沉舟的蒋经国派人查封了扬子公司上海总部，并封锁所有仓库。
上海舆论顿时兴奋起来：野生的小老虎被打完了，亲生的大老虎他真的敢打吗？
就在扬子公司被查封的第二天，宋美龄直接飞到了上海，当面要求蒋经国和孔令侃和解。蒋经国不肯，双方大吵一架。
不久之后，已经与中共在东北展开战略决战的蒋介石从前线连夜飞到上海，把蒋经国臭骂了一顿。
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而积极报道「扬子案」的《大众晚报》《正言报》被勒令停刊。
上海哗然，全国哗然。
蒋经国当时还在上海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十万青年大检阅，宣告成立由 3000 人组成的「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00 多辆摩托车开路，几十辆轻型装甲车和 1000 多匹战马紧随，后面是数万人的游行队伍，沿路高喊「严格执行八一九限价」「不准囤积居奇」「打倒奸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蒋经国的老部下贾亦斌登门质问蒋经国：「扬子案究竟办还是不办了？」蒋经国黑着脸，回了一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
扬子公司被放生，「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立刻传遍全国，蒋经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权威顿时灰飞烟灭，市场信心顿时崩溃。
从 10 月起，上海的物价掉头急升，再次飞涨。
据民国记者、蒋经国的朋友曹聚仁记录，那些日子蒋经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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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11 月 9 日，俞鸿钧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密电：顶不住了。
截至 11 月 9 日，才发行三个月不到的金圆券，已经印刷了 19 亿多元，逼近了当初 20 亿元的限额。
但与此同时，因战争而急剧扩大的军费窟窿却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吞噬着国民党政府的所有财政收入。
在这样的情况下，俞鸿钧只能向蒋介石申请：尽快放宽金圆券的发行限额。
11 月 11 日，行政院公布了《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宣布：取消金圆券的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可以在银行开始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外汇汇率由原来 1 美元折合 4 元金圆券，增加至 20 元金圆券。
这等于变相承认：「币制改革」方案失败！
三个月时间，两份文件一来一去，中国很多普通老百姓家庭的财富一夜之间就蒸发了。
11 月 20 日，各地授权银行的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开始办理，各个兑换处人潮汹涌，排起了长龙。在上海，很多市民往往要露宿街头，才能在第二天黎明时分排上队去银行兑换。12 月 23 日，对金圆券完全失去信心的上海市民约 10 万人在银行门口挤兑黄金，结果造成踩踏事件，105 人受伤，7 人死亡，是为「黄金挤兑惨案」。
黄金挤兑惨案发生后，俞鸿钧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
1948 年的上海黄浦江边。1948 年 11 月，国民党的一艘「海星号」缉私轮由上海秘密开往台湾，上面运载的是国民党政府通过金圆券从民间兑换来的 200 万两黄金。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开始往台湾运送黄金（关于国民党运送黄金去台湾的故事，请参考《历史的温度 2》收录的《一九四九，百万黄金大挪移》）
而此时，比各地人潮更汹涌的，是政府开足机器印刷金圆券的势头。
仅 11 月一个月，国民党政府就印发了 13 亿元金圆券，12 月更是印发了 49 亿元。
但这些数字，和后面的印发数额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截至 1949 年 4 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已经飙升到 4 万亿元。但这个数字还是太缺乏想象力：之后的 5 月仅一个月，就发行了 63 万亿元，6 月又印发了 63 万亿元，总额达到了 130 万亿元，是 1948 年 8 月发行金圆券时印发总额的 24 万倍。
金圆券面额从原先的最高 100 元，突破到了 500 元、1000 元、5000 元、1 万元、10 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
而当时一张 100 万元的钞票，能买到一个馒头就已经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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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49 年 5 月，很多人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的种种「奇观」，相继发生。
在很多单位，到了发薪日，以金圆券结算的工资是先统一发到一个人手里，而不是发到每个人手里，因为领到工资的人必须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去兑换成银圆、美元或黄金，再发给众人，不然的话，可能就这几个小时工夫，领到手里的金圆券就只值几小时前面值的一半了。对于当时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而言，简直晚上连觉都不敢睡，因为睡觉前可能自己的钱还够买一袋米，等一觉醒来，就只够买一碗米了。
当时民间流传这样一首歌谣：「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工资像团雪，放会儿就化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看似是「段子」，但其实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
有人从浙江定海往上海寄一封普通信件，需要贴价值 16 万元的邮票——每张邮票面额 1000 元，要贴 160 张。无奈之下，此人只能反过来将信封贴在邮票上。「信封贴在邮票上」的段子就开始流传开来。
上海有一位老太太早上去买菜，提了一个竹篮子，里面堆满了金圆券。走到途中内急，她把篮子放在厕所门口就进去了，等她出来，发现竹篮子被人偷走了，那一堆百万面额的金圆券堆在地上，无人问津。
500 万元面额的金圆券
金圆券当时贬值到了怎样一个地步？
按购买力计算，1949 年 5 月 500 万元面额的金圆券，只相当于 1948 年 9 月 1 元面额的金圆券。用「万」来做购买单位，早就已经不行了，当时上海一石大米的价格是 4.4 亿元金圆券。有人专门做过一个精确统计：以每石大米有 320 万粒米计算，买 1 粒米，就要 130 元金圆券。
当时的新疆政府还创造了一个至今仍无法被打破的世界纪录：发行过面额为 60 亿元的钞票，而那张钞票，当时在上海也就只能买到 70 粒米或一盒火柴。
金圆券仅仅用了 9 个月的时间，就轻松超过了法币发行 14 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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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但金圆券还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只是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拒收了。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
终于，在 6 月 5 日，国民党政府宣布：禁止金圆券流通。
但是，即便在逃往广州后，国民党政府依旧在印发金圆券，直到 7 月 3 日才完全停止。而且作为替代品，国民党政府随即又推出了「银圆券」，1 元面额的银圆券可以兑换 5 亿元的金圆券。
只是在此时，早已信用全失的国民党政府连最短的「蜜月期」也无法享受到了，在国民党统辖的城市里，老百姓都抵制兑换「银圆券」，连国民党自己的单位和机关也拒收「银圆券」。
金圆券一共发行 10 个月，成了中国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在世界货币史上可能也是极其罕见的。
那位曾经做方案的王云五，在「币制改革」方案失败后，黯然引咎辞职。但在 1949 年后，他还是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并且依旧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和优待。
有人曾分析，王云五不过是受蒋介石之命的「背锅侠」，而且不管怎样，通过发行金圆券，国民党政府还是得到了好处——从全国收集到了当时价值 2 亿多美元的各类外币、银圆和黄金。
那都是全国各地老百姓的血汗钱。
馒头说
1948 年 7 月 29 日的那场「莫干山会议」，陈布雷也是参加了的。
陈布雷当时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而他更为人所知的一个身份，是蒋介石的「文胆」。
会上，经济外行陈布雷一言不发。会后，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陈布雷坚持把当时中央宣传小组的 100 亿元法币经费存入了银行——尽管当时有人劝他换成黄金以避免贬值。
第二件事，陈布雷在会后途经上海时，回到家里，让夫人王允默把家中的金器、银器都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并表示「我们要带头遵纪守法」。
1948 年 11 月 13 日，陈布雷在家中服毒自杀。
陈布雷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对蒋介石、对国民党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因为他认为自己选择的是代表国家、代表正义的一方。陈布雷自杀，肯定不是因为自己的家产被自己政府发行的金圆券洗劫了，但确实和发行金圆券这件事脱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说，这是压垮他对国民党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陈布雷对金圆券迅速贬值的评价是：「国家利益被牺牲了，个人利益被牺牲了，却便宜了金融家。」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拥有如此大的优势，蒋介石拥有如此高的威望和地位，却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被一开始明显处于劣势的共产党军队逆转局势，真的是一句「一时大意」能解释的吗？
但凡肯用脑子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肯定不是如此。
金圆券的闹剧当然不能被解读为国民党丢掉大陆的唯一原因，但能为这场大溃败提供经济上的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注脚。
所以，多读一点历史，还是有好处的，知道胜为何胜，败为何败。
当然，也能让人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金圆券改革决策内幕考》（张秀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 年 02 期）
2.《金圆券崩溃的前因后果》（金园同，《全球商业经典》，2017 年 07 期）
3.《1948 年王云五发行金圆券始末》（郭谦益，《江苏钱币》，2016 年 03 期）
4.《1948 年亲历金圆券的发行与崩溃》（杨小佛，《世纪》，2011 年 01 期）
5.《1948 年金圆券的发行及其最终命运》（王海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 年 07 期）
6.《王云五与金圆券币制改革逸事》（王晋阳，《金融经济》，2006 年 08 期）
7.《金圆券的搏杀——蒋经国与杜月笙初斗上海滩》（张宗高，《党史纵横》1996 年 0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