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业现代化国家生育率低，而落后国家人口爆炸？

首先，「工业现代化国家生育率低，而落后国家人口爆炸」的现象的确存在。

下图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纵轴是对数化后的 2019 年各国以当年美元计价人均 GDP，横轴是同年各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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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人均 GDP 和生育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

几乎所有的高收入国家都具有很低的生育率，而几乎所有的高生育率国家，其人均 GDP 都非常低。

那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低呢？

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当然不是一直这么低的。

前工业革命时代是个可以用马尔萨斯模型较好描述的时代，那时候，人类停留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均收入并存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那个模型预言，任何进步，任何人均收入的上升，都会导致出生率进而人口增长率的上升，而后者带来的人口增长则会吃掉一切经济增长，把人均收入拖回到原本的低水平上。

马尔萨斯模型的逻辑简单而有力，其预言也得到了很多研究的验证。

比如，复旦大学的陈硕老师在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上发表的论文就曾发现，明清时期中国引入美洲作物，虽然带来了技术的进步和产出的增加，但这些进步，却最终完全被人口增长所吞噬，而没有对人均产出带来什么影响（Chen and Kung, 2016）。明末到清代中叶，中国人口翻了数倍，而人均收入则变化甚微。

按照马尔萨斯模型的逻辑，人均收入越高，生育率越高，那么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应该更高才对。

这样的现象之所以没在现代出现，是因为从 19 世纪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各个发达国家先后出现了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所谓生育率转型。

下图是几个发达国家十九到二十世纪生育率的变化情况，虽然各国之间略有差异，但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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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的下降是经济的长期增长中的重要事件。

不过，事实上，真正重要的转折发生的时间可能要早于生育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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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英国 16 到 20 世纪工资和生育率变化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 18 世纪，生育率都还是和工资同步变化的。

这是马尔萨斯模型的重要逻辑：人均收入的增长导致生育率的提高，从而使人口增长并反过来降低人均收入。

但从 18 世纪开始，这一同步被打断。

当 19 世纪工资开始增长时，出生率非但没有上升，反倒快速下降。

虽然这段时间中英国人口也在快速增长，从 1800 到 1870 年，英国人口也翻了超过一番，但最终，逐渐下降的出生率，还是使得人口增长没有吞噬掉经济整体的所有增长，使人类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变化？

一些传统观点将它归因于死亡率的下降和橡胶避孕套等新避孕工具的普及。

如果这两个因素就够了，那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就很容易，普及现代医学和避孕工具就可以了。

不过，这两个因素虽然或许都有一定影响，但都不足以解释大部分的生育率下降。

我们逐一来看：

对于「死亡率下降导致出生率下降」的观点，支持者的逻辑是死亡率下降后，父母减少生育数目也能维持足够的子女数目了，因而生育率会下降。

但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和法国，生育率下降的开始时间明显地早于死亡率的下降。

详细的计算也不支持这个逻辑，比如在生育率下降前，美国平均每个女性会生育 7 个子女，即使有 30% 的子女会在此后死亡，那一个女性的期望子女数也接近 5 个，如果死亡率的下降是出生率降低的主要原因，那么即使死亡率降为 0，也只能将平均每个女性生育的子女数降为大约 5 个。

然而在现实中，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一个城市女性通常只会有两个子女。

显然，死亡率下降不足以解释生育数目的如此巨大变化。

甚至即使单从理论上讲，这一逻辑也存在漏洞：子女死亡率的下降意味着父母因为子女死亡带来的投资浪费减少了，因而养育子女的成本下降了，逻辑上说，这会导致父母愿意养育更多子女才对。

除了死亡率，用另一个因素——橡胶避孕套等新的避孕工具的流行——来解释生育率下降的观点同样十分流行，然而这一解释同样存在问题。

David 和 Sanderson(1986)做过一个估计，如果一对夫妇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在 24 天的一个周期里平均每周期进行五次有益身心的活动，那他们最终平均而言会有大约 9 个子女。

而如果他们每次都采取避孕措施，即使这个措施本身有 12.5% 的失败概率，他们还有 10% 的概率没有使用这一措施，他们最终的子女数也能降到平均三个。

而即使体外射精这样拥有悠久历史的简陋避孕措施都大致能满足这样的条件了。

换言之，即使没有橡胶避孕套的发明，人类也已经有了还不错的降低生育率的手段了。

此外，橡胶避孕套发明和流行的时间事实上也略晚于一些国家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间，在它刚发明时，它的成本远未低到大众都能轻松负担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它毕竟只是提供了一个减少生育数目的工具，并不直接影响生育意愿，而显然后者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素。

因而橡胶避孕套之类的工具，虽然可能有重要影响，但依然不是核心因素。

要找到真正的核心因素，就需要去分析生育意愿的变化，而在生育意愿的背后，隐藏的是人的生育决策过程。

对于后者，目前最主流的解释框架由加里贝克尔提出。

在这一框架下，子女被视作一种耐用消费品，因而对父母而言，最佳的生育数目由生育的边际成本和收益决定，我们虽然无法准确估计出生育的成本和收益，但却能观察到它们的变化，并基于此来解释生育决策和生育率的变化。

在此后对这一模型的扩展中，加里贝克尔进一步区分了子女的数量和质量，认为存在一个数量-质量权衡，父母会综合考虑提高子女数量和质量各自的边际成本和收益，来选择最佳的生育数量。

基于这一框架，当生育子女的边际成本上升、边际收益下降，提高子女质量的边际收益上升、边际成本下降时，父母的最优生育数量都会下降。

当然，这里所说的成本，并不单指直接成本，实际上，其中更重要的是父母在生育上所花费的时间所带来的机会成本。

而在工业革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单位时间所能带来的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

与此同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娱乐活动的丰富更进一步提高了时间的价值。

此外，考虑到女性在生育中往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花费的时间也更多，这些国家性别平等的改善、女性受教育程度、就业率和收入的提高更使得生育的成本不断上升。

社会保障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生育的边际收益。综合结果，就是父母的最优生育数量的下降。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提高了教育的边际回报，这使得提高子女质量的边际收益上升，从而让数量-质量权衡向着偏向质量的方向移动，也降低了父母的最优生育数量。

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居民，相比发展中国家，平均而言往往受教育水平和收入都更高，因而时间成本也更高，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更高的技术水平会带来更高的教育回报，这些因素的总和，就导致了发达国家更低的生育率。

因而工业化国家生育率低，不是少数技术发明的结果，而是工业革命以来一系列发展和变化的综合结果，因而也就难以简单地随着技术普及就复刻到没有经历类似发展和变化的发展中国家当中。

但反过来说，既然生育可以被视作人的理性决策，那自然就是可以被影响的，那么即使是相对落后的国家，降低生育率也就是可能的。

比如我们知道中国出生率的下降，就早于经济的起飞。

比如第一张图里就有不少国家同时有较低的人均 GDP 和出生率水平，比如越南的人均 GDP 仍然只有不到 3000 美元，而出生率已经在 2 上下，仅略高于中国。

事实上，近年来，不同国家间在生育率上的差异正在不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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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历年各国生育率分布图，每张图的横轴是生育率，而纵轴则是相应生育率国家的占比。从左上角到右下角，六张小图分别代表 1960 年到 2013 年的不同情况。

在 1960 年时，还有不少国家的生育率高于 6，此后，越来越多国家的生育率都开始不断下降，到 2013 年，大部分国家的生育率都已经下降到了 2 左右。

事实上，从时间上看，如下图所示，几乎所有地区的生育率都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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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比 1960 和 2013 的话，那虽然从截面上看，发达国家生育率更低的规律一直存在，但如下图所示，相比 1960 年，同样人均收入的国家，在 2013 年时，其出生率都会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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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便是相对落后的国家，降低生育率也是可能的。

那么发达国家生育率是否就必然低？

在这个命题上，虽然目前还没什么反例。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正在发生。

按照此前我们给出的逻辑，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时间越宝贵，他/她愿意生育子女的可能就越低，愿意生的子女数也越少。

那么在发达国家内部，我们也应该看到受教育越高的群体，生育率越低。

这样的规律在在过去也的确成立。

但近年来，在很多发达国家，在受教育水平最高的群体身上，这个规律开始减弱、消失，甚至逆转。

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反倒上升的现象。

对此的一个解释，就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对受教育水平较高、收入也较高的群体来说，将部分养育成本转嫁出去反倒成为可能了。

通俗地说，就是有钱人能请保姆厨师家庭教师还有洗衣机洗碗机，养娃可能反倒没这么累了。

如果这个现象继续发展下去，如果有一天生育的时间成本能够不再由家庭独立承担，甚至如果有一天生育不再是只有家庭才能完成的任务，如果社会化抚养和人工子宫都成为现实，那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转头上升也很正常。

当然，这样的转变或许意味着家庭自身的解体，不过从长期看，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文中图表，除有特殊说明的，均来自以下文献：

1. Guinnane, Timothy W. 2011, The Historical Fertility Transition: A Guide for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3: 589–614.

2. De Silva, Tiloka, Silvana Tenreyro, 2017,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and Fertility Converg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4): 205-228.

3. David, Paul A., Warren C. Sanderson. 1986. Rudimentary Contraceptive Methods and the American Transition to Marital Fertility Control, 1855–http://1915.In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d.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307–79.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Chen, Shuo, James Kung, 2016, Of Maize and Men: The Effect of a New World Crop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1:71-99.

本文作者：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