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盐选会员精选文章婴儿潮（Baby Boom），其实就是英语和日语里对「出生高峰」的一个说法。这一说法最初出现的时间，是在二战之后：从 1947 到 1949 年之间，日本平均每年出生 250 万新生儿 —— 这一数字是日本近年新生儿出生数量的三倍。
而美国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类似的出生率暴增：1946 年 1 月新生儿数量为 22 万，到了 1946 年 10 月，数字便增加到 34 万。1965 年底美国进行人口普查时发现，40% 的国民都出生在 1946-1965 年之间。
不仅仅在日本和美国，全世界各国都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因此也引发了大量的相关研究的出现。而对于这一现象最直观的理解，就是战争结束后大量复员军人回归故土，回归家庭，而带来的出生高峰。
各国的婴儿潮尽管看上去相似，但其形成原因也有各自的不同：美国的婴儿潮，是由于当时美国（包括现在的一些地区）禁止堕胎，因而造成了大量的婚生和非婚生婴儿的降生；日本是由于战后医疗资源不足，同时避孕器具也尚未普及，而造成的战后婴儿潮；我国的生育高峰发生在 1949 年之后，除了尚未建立避孕意识之外，与当时国家号召也有一定关系。但不管怎么说，在 1940 年代后期至 1950 年代后期，全世界都面临了人口骤增的局面 —— 而这也引发了在 1970 年代后期-1990 年代后期之间的「回声婴儿潮」，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们又生下了同样暴增的一批新生儿。
婴儿潮这一现象，也许在 20 年之后可以给社会带来劳动力人口的红利，然而在它出现的时候，却是实实在在的各个家庭的负担。尤其对于日本这样战败后国家几乎一穷二白的社会而言，尽管在 50 年代开始，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军带来的大量物资订单使得日本实现了社会快速恢复，然而在 1945-1949 年间，当大量民众都处于饥饿的边缘状态时，家中突然增加的人口，使很多家庭都不堪重负。就这样，日本各地都出现了名为「寿产院」的机构。
寿产院，在我国并没有相对应的机构，其实类似于我们所理解的「托儿所」+「孤儿院」的一种形态。它接收附近家庭送来寄养的婴儿（由孩子父母缴纳一定数额养育费），同时也容纳社会上送来的「弃婴」。
与欧美各国所常见的，由教会或慈善机构主办的育婴堂不同，寿产院往往由私人承办，并且根据接纳社会儿童的数量，由日本政府给与相应的养育物资和经费。这样的机构最初出现于 1939 年，由于当时日本处于战争动员状态，大量的年轻男子被征调前往战场，而后方的女眷、青少年也要进入工厂赶制战争物资，因此留在家中可以照料孩子的人手严重不足。而寿产院的出现，便解决了大量家庭的育儿问题。
战败之后，寿产院尽管属于「服务于战争的机构」，但由于其也实现了社会福利的责任，因此大部分寿产院继续经营，并且由美军占领军提供紧俏商品，例如奶粉、砂糖等等。寿产院的生意，不仅没有萎缩，甚至还发生了增长。
大量战后降生的新生儿，由于家中无力抚养或缺少人手，被送往寿产院；一部分美军厮混的日本女性、遭到强奸的女性等等，会将自己非婚生的孩子送到这里；另有一部分，由于丈夫在战场战死，而自己想要改嫁的年轻母亲，也会选择将孩子寄养在寿产院里。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起案子，就发生在位于东京神乐坂附近柳町的一家寿产院里。
柳町寿产院由一对夫妇经营，丈夫叫石川猛，55 岁；妻子叫石川美幸，51 岁。两人从 1944 年开办了这家寿产院，主要负责经营的是妻子石川美幸。
石川美幸，出生于 1897 年，东京人。年轻时是一家医院的护士，25 岁时考上了东京大学医学部的助产士培训专业，之后在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现名 东京女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妇产科任职，并且还担任了牛込地区的助产士会会长，战争时期甚至曾经参选过东京新宿区的区议员，是当地知名而且受人尊敬的一名女医生。1943 年，在医院大量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妇产科的婴儿看护病房被停办，而石川美幸便在自家附近的地方开办了这所寿产院。
石川猛，出生于 1892 年，一战期间参军，并随着日英联合部队一起进攻了位于中国山东的胶州湾德国租借地。在一战期间驻留青岛，曾升任宪兵军曹，在复员之后回到东京，成为了新宿区的一名警官。在妻子开办寿产院后，他一面继续当着警察，同时也在家里兼职帮忙。
柳町寿产院开办最初时，只有大约 10 名左右的孩子被寄养在这里，以托儿所的形式每月向父母收取「入托费」。但到了 1945 年底，随着日本的战败，大量在战争期间被疏散到山林、农村地区的人们回到了城市里，又加上数以百万计的从海外殖民地回到日本本土的难民，让社会上对于「寄养儿童」的需求越来越高，于是石川夫妇便发布了报纸广告，以吸引家长们将孩子送到寿产院来。靠着石川美幸的从医经历和在当地的口碑，柳町寿产院很快便扩招到了大量的婴幼儿。
而这，便是惨剧的开端。
1948 年，柳町寿产院开办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日本东京的街头依然到处是残垣断壁，战争期间的东京大空袭造成了几乎三分之一的东京旧市区被焚毁，重建工作又受到了占领美军的物资管制法的限制，进行得时断时续。
1 月 12 日深夜，两名早稻田警署的巡警刚刚完成巡逻，在返回警察署的路上，突然看到在幽暗的小巷中，一名身材不高的男子，在拉着一个平板车艰难地走着。这当即引起了两名巡警的注意。
在物资管制法的规制之下，日本当时各地都面临着物资极为匮乏的局面。不仅仅是砂糖、油脂、肉类这些「好东西」，就连大米和白面的供应数量也极为有限。而与此同时，一些与美军有「地下渠道」的商人，铤而走险打劫国有仓库的强盗，以及溜门撬锁的小偷等等，往往会把自己弄来的物资暗中运到「黑市」上去高价出售。虽然政府屡次打压查抄黑市，但毕竟是特殊时期，大量的需求使黑市屡禁不绝。而另一方面，其实警察们也乐于打击黑市 —— 从黑市上查没的物资，往往可以被他们瓜分掉。
在这样的深夜里，如果是正经的买卖，这人必定会走有路灯的大路；换句话说，趁黑天走小路的这个人，身上肯定有问题。想到这里，两名巡警喝住了那个拉车的男子，走上前去开始盘查。
「喂，这么晚了你在这里干嘛？车上拉的是什么？」巡警们围拢上来，用手中的手电筒照向平板车。车上摆着一个大大的木箱，外面画着柑橘，看样子是装橘子的箱子。
「拉、拉货啊…」拉车的男子明显有些慌张，回答的内容遮遮掩掩。
「问的就是你拉的什么货，开箱检查！」巡警们提高了声量。
「别、别开！这没什么好看的…」男子还在拖延着。正说着，一名巡警直接伸手上前，就要掀开木箱的盖子。
「我说实话！两位，真的没什么，箱子里是死尸。」男子被逼急了，一手捂住箱盖，一边说到。
「死尸？！」
「是，是死尸，我是个埋尸工人，这里面装的是死人…」
两名巡警听到这里，对视了一眼。运死尸在现在听起来是难以置信的一件事，但在日本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死在家中和野外的人很多，所以很多死者并来不及进行登记、尸检等等，都是由家人或附近的人出钱，委托埋尸工人拉走掩埋的。
然而警察们所怀疑的，是眼前这个男子以「拉死尸」作掩护，实际上要么从附近人家偷了东西，要么拉着赃物去黑市倒卖（黑市也往往在夜里开业），所以不管他怎么讲，两个巡警还是决定要开箱检查。
一名巡警摘下警棍，在身前一横，将那个拉车男子和平板车隔开，另一名巡警用手电照着，单手拨开了木箱的盖子，探头过去。
箱子里盖着一块白色的布，看上去像是衬衫。
巡警又伸手过去，把那块白布抓了起来。没想到的是，布并不是盖在箱子里的，而是裹着什么东西。巡警用手一提，白布包自然地打开了，包裹着的东西滚落在箱子里。由于天黑，谁都没看清那是什么，于是巡警干脆爬上了平板车，站在箱子旁，用手电筒细细地照向里面。
一只黑紫色的手出现在了手电筒的光柱里，巡警吓得几乎要坐倒在车上。但仔细一看，这并不是成人的手，而是一只小得像成年人拇指般大小的手。
两名巡警当即决定，将这辆车先扣下，带到附近的派出所仔细检查再说。
在派出所里，巡警们战战兢兢地将木箱从车上卸下，仔细一看，原来箱子里还有几个白布包裹的「布团」。一个个打开来看，每个布团中都裹着一具尸体，总共四具。四具尸体都是婴儿，但大小不同，有的看上去刚出生不久，而有的看起来已经至少有一岁左右。但共同点是，孩子们看上去都严重营养不良。而且四具尸体看起来都已经死亡了一段时间，尸体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风化状态。自始至终，那名拉车的男子都蹲在一旁，一言不发。
警察们将男子按坐在椅子上，开始盘问他这些婴儿尸体的来历。而那名男子低着头，小声地说：「这是从寿产院拉来的…」
「寿产院？哪家寿产院？」
「就是附近那家，在柳町路口附近的。」
「不要胡说！」一名警员猛地锤向桌子，「寿产院那是养孩子的地方！你看看你拉来的这四个孩子，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怎么可能是寿产院送出来的？」
「可是… 这就是他们交给我的啊… 」那名男子无力地辩解着，低下头开始小声哭泣。
他在一边哭着，另外几名警员也开始了小声耳语。「那家寿产院，好像是署里石川君家里开的啊… 不好办啊…」
警员们再次仔细检查了那四具婴儿的尸体。尸体身上没有明显外伤，也没有写着姓名、出生年月等等婴儿用的手环。反而在包裹尸体的一块白布的一角上，真的确确实实写着「柳町寿产院」的名字。从大小来看，这是将白色的床单裁成四块后中的一块。
「那你说这是寿产院拉出来的尸体，你有相应的下葬手续吗？」
在当时，尽管尸检不是必须的死亡程序，但在火化下葬之前，负责埋尸的工人必须拿到相应的死亡证明，例如医师的死亡诊断书、警方开具的事故死亡证明书等等，并填报「尸体埋葬许可证」后方可进行，一尸一证。被警察们这么一问，男子才像刚刚明白过来，从怀里拿出了 4 张埋藏许可证，递给了盘问他的警察。
警察接过来，细细阅读起来。没错，确实没错，许可证上的申请人确实是柳町寿产院，而且还附加着「中山次郎」医师的死亡诊断书。在诊断书上，四名婴儿的死因都是「肺炎」。
一边读着这些证明书，警察一边打量着臊眉搭眼坐在面前的男人。「这是你第一次给他家埋尸吗？」
「不、不是第一次。」
「那是第几次？」
「……数不清了。」
「数不清了？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给他家干活？」
「也不是，只是在这多半年里……」
不到一年时间里竟然能有「数不清的尸体」？警察们决定，在天亮后将这些尸体送检，以调查实情。
1 月 13 日上午，四具尸体被牛込派出所的警察们送到了东京医科大学医院。因为事件可能关系到一名同署警察开办的寿产院，因此警方要求进行详细检查，尸检持续了一整天的时间。当天晚上，警方拿到了四具尸体的尸检报告：
第一，四具尸体的死亡时间分别为 4 个月前至 2 个月前，死亡时年龄最小的 6 周，最大的 14 个月。
第二，死亡时四具尸体都有明显的营养不良、胃部萎缩的迹象，全部尸体的消化系统中都没有任何食物痕迹，证明在死亡前的一段较长时间里都没有进食。
第三，尸体身上呈现不显著的伤痕，判断为生前遭到殴打后形成。有两具尸体有骨折迹象，但没有接受治疗的痕迹。
第四，三具尸体的死亡原因都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衰竭死，最小的尸体的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怀疑被人勒死。
尸检报告所反映的情况，与之前警方从运尸人手里拿到的「医师诊断书」的死亡原因结论明显不符。在场的警察们当即意识到了，这件事的背后必然有蹊跷。警察们怀疑柳町寿产院的经营者石川猛和石川美幸涉嫌故意杀人，于是在向署里进行汇报后，警察们拿到了逮捕证，并于两天后的 1 月 15 日，来到了柳町寿产院。
柳町寿产院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它位于牛込柳町路口向南大约 100 米的位置，紧邻外苑东大道，交通方便。著名的早稻田大学距离这里不足 1 公里，而东京的夏目漱石纪念馆、草间弥生美术馆也都坐落在不远处 —— 换句话来说，如今的这里是一个相当文艺又不失生活气息的地方。即使在百废待兴的战后，这里其实也算是不错的地段。
寿产院的正面是一栋二层小楼，周围用厚重的木围栏围了起来。正面的建筑是给那些「日托」的孩子们用的，而在院子中还有一圈房屋，用作长期寄养的婴幼儿的宿舍。寿产院里的大小事务，都有石川美幸负责，而石川猛只偶尔来帮忙；除了石川夫妇之外，寿产院还雇佣了三名看护人员，两名负责日托的孩子，另外一名负责长期寄养，当然也包含弃婴等等的其他孩子。
警察来到寿产院之后，首先便将石川美幸和看护人员们全部逮捕，带回了署里。当天中午，正在执勤的石川猛在接到警方上级传唤后，也来到了新宿警察署。在 15 日下午，柳町寿产院在警方的安排下，当天从附近医院调来了医生和护士，负责照看当时还在院内的婴幼儿。消息很快被记者和附近居民们传播出去，从 15 日当晚开始，大量将孩子寄养在柳町寿产院的父母们赶到了这里，急切地寻找着自己孩子的下落。
据当时冲进寿产院进行采访的记者回忆，当他进入寿产院的后院时，立刻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气氛：原本在人们想象中的温馨、干净的婴幼儿看护机构，里面却遍布灰尘，门板是歪扭着的，窗户上糊的纸也到处是破洞，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浓重的消毒水的气味。
人们意外发现，原来院子里的那些小屋，一层其实是没有病床的 —— 所有给长期寄养和弃婴的孩子们用的病床，其实都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中。地下室里漂浮着一股酸腐的味道，床单和枕头都已经很久没有清洗过，在孩子躺过的位置上印出茶色的形状。
奇怪的是，所有的病床上都没有孩子们的身影。在警察们仔细的寻找下，才发现也许是突然涌入了太多人的原因，几个稍大的孩子们都蜷缩在病房隔壁的一间房间的一角。而在这间房间里，地上摆着许许多多的竹筐。
每个竹筐里都是一名奄奄一息的婴儿。
在场的所有搜查员都呆住了。
对寿产院进行清点搜查的过程，进行得颇为艰难。
按照寿产院的登记簿显示，到 1948 年年初，日托部分儿童 56 名，长期寄养 94 名，历年来容留的弃婴 111 名。而在寿产院的「领养登记」中，被认养带走的孩子只有 20 名上下。这样加起来，除去日托儿童，在寿产院里应该有 185 名儿童。但是在警方的搜查救助行动中，人们只找到了 36 名孩子 —— 而且其中已经有 20 名婴儿死亡。
这里面还有 169 人的「空白」。这 169 名孩子去哪儿了呢？
问题很快有了答案。
寿产院的救助行动结束之后，警方开始着手对寿产院的物资财产进行清点。在这一清点过程中，警方发现在孩子们藏身的房间中，其实有大量被囤积起来的面粉、奶粉、砂糖 —— 包装袋上还印有「美国人道救援物资」和「日本政府配给」之类的印刷。这些明明用来挽救孩子们的生命的贵重物资，外面全被石川美幸用木箱牢牢钉了起来。不仅仅是这个屋子，在其他房间的地下室中，警方也找到了大量的救援物资。
这些孩子到死前都不会明白，拯救自己生命的营养品，其实与自己仅有一墙之隔。
在审讯中，石川美幸和石川猛供认，这些物资被他们囤积起来，并且隔一段时间便会拿到黑市上去出售，换取金钱。
然而，石川美幸囤积物资卖钱，并不是因为「需要钱去救更多孩子的命」。按照将孩子长期寄养的一位母亲提供的情报，寿产院收留孩子的收费标准是每人每年 4000 至 5000 日元（按购买力折合约现代的 1500 人民币）。尽管不多，但在当时用来负担一名婴儿的成本已经足够了。更何况对于每名容留的弃婴，日本政府都会给与相应的现金和物资作为支援。
简单来说，收留孩子其实并不是石川美幸的真实目的，她的真实目的，是用这些孩子给她换来免费的物资和大量的政府补贴。
逐步进行的搜查，慢慢来到了寿产院的最后一个角落。在这里，堆放着几个大木箱，并没有上锁。在木箱外写着：
「米」
认为这是石川美幸一家囤积的大米的搜查员们，上前打开了柜子。从柜子中飞出了一群苍蝇，柜子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味道。
在每一个箱子里，都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已经腐烂发臭的婴儿尸体。当这几个箱子被警察们抬出地下室时，等候在门口，期盼着自己孩子下落的父母们，很多人当即哭得昏死过去。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选择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寄养给别人的他们，到头来却看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孩子像咸鱼一般被成堆码放在箱子里发臭。这恐怕是谁也无法在心里接受的事实。
根据清点，在寿产院现场发现的婴幼儿尸体总共 89 具。其中死亡原因包括机械性窒息、肺部感染、长期营养不良、冻死等等。而加上之前埋尸工所提供的口供，警方认为死亡人数有可能会达到 100 人以上。但在埋尸工所提供的证据里，所有通过他进行掩埋的婴儿尸体，都具有「中山次郎」医师开具的死亡诊断书，从手续上来说是合规的。
而在警方对此前拘捕的石川美幸、石川猛以及多名工作人员的审讯中发现，参与了虐待儿童致死、倒卖物资的人员，其实只有石川夫妇以及那名负责长期寄养儿童的护工前田昭，其他人员尽管在柳町寿产院工作，但对此事毫不知情。
1948 年 1 月 31 日，石川美幸、石川猛、前田昭三人，埋尸工户田有作，以及为柳町寿产院开具大量伪造死亡诊断书的中山次郎医生，被检察院提起公诉。罪名为故意杀人、尸体损毁遗弃、非法倒卖物资。
但此事的起诉却遭到了新宿区政府的阻挠。
新宿区政府阻挠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在这一事件中，所有婴幼儿的「埋葬许可证」均为新宿区政府所开具。在短时间内开出如此多张的埋葬许可证，却没有引起新宿区相应主管人员的注意和怀疑，这在常理上是很难讲通的 —— 新宿区在 1947 年 1 月-1948 年 1 月之间开出的埋葬许可证总共为 145 张，其中 47 张都开给柳町寿产院。这让检方开始怀疑，是否此案背后也有新宿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参与。
就在检方准备展开对新宿区政府的调查时，这部分调查被美军占领司令部进行了阻挠：在 1947 年前后，日本的左翼运动在中下层人民中得到了大量支持，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参政的呼声不断提高 —— 而这引起了处于反共高峰期的美国的警惕。因此当时在日本的基层政府部门中，美军不仅安排了大量的「眼线」进行反共工作，并且进一步要求对日本的媒体、执法等部门进行更加高度的「配合工作」。而东京检方的这种调查，很可能会挖掘出一些敏感的人物，甚至暴露美军物资地下流动与日本黑社会的关系。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检方只好息事宁人，将调查范围缩小到「石川一家人」的范围，同时也取消了对埋葬许可证一事的调查。就这样，埋尸工户田有作的起诉也被撤销。
1948 年 10 月，东京都地方法院对「寿产院杀童案」进行了判决。判决结果如下：
由于检方出具的杀童证据不充分，在现场只找到了已经死亡的婴幼儿尸体，但没有任何相应的死亡原因证据，因此法庭认定：故意杀人罪名不成立。
石川美幸、石川猛及前田昭，尸体损毁和尸体遗弃、倒卖管制物资的罪名成立。判处石川美幸有期徒刑 8 年，石川猛有期徒刑 4 年，前田昭因处于雇佣关系下实施犯罪行为，免于处罚。
中山次郎，伪造文件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这一「极其轻判」的判决，当即引起了社会上的轩然大波。然而由于死亡的儿童几乎都是被父母放弃的「弃婴」，因此并没有人站出来为这些被虐待而死的孩子们鸣冤。即使是应当代表着社会良心和公正的检察院一方，在收到判决结果后也被检方上级通知：禁止上诉。
1952 年，石川美幸和石川猛进行了上诉，东京高级法院在上诉后对石川夫妇进行了减刑：石川美幸改判 4 年有期徒刑，石川猛改判 2 年有期徒刑。1952 年底，石川夫妇出狱。
根据检方当时所收集到的证据，以及记者们在之后数年内的跟踪调查，在柳町寿产院中非正常死亡的婴幼儿，总数为 85 人至 169 人，而比较广泛获得认可的数字，是 103 人。
在石川夫妇的辩护词中，辩方律师着重强调了「寿产院没有保证所有婴幼儿存活的义务」，「婴幼儿死亡率在社会上本就高居不下，因此不应当要求寿产院的经营者对每一起婴幼儿死亡负责」。
而谈到这些孩子的死，石川美幸的自我辩解是：
「我做的事情问心无愧。那些孩子送来的时候，都是半死不活的，有些孩子就差一口奶水都要断气的程度。强行把这些孩子留在我们这里，不死才是奇怪的。」
「残忍的不是我，我只是尽本分在工作而已。真正残忍的是把这些孩子遗弃，送到我这里来的父母们。」
但对于她库房中堆积如山的奶粉、砂糖，她从未提到过一个字。
1949 年 1 月，事件中所有被找到的孩子们的尸骨，被移到了附近的宗圆寺集体埋葬并供养。时至今日，这里依然保存着当时建立的「子育地藏尊像」。
1952 年出狱之后，石川美幸和石川猛便搬离了东京柳町，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两人的任何消息。
日本在这起事件后，舆论上曾产生过一次规模很大的讨论：「不应该被生下来的孩子，究竟有没有生存的权力」。
相信看到这里，关于石川美幸夫妇被如此从轻发落的判决结果的原因，各位心中都能猜到一二。两名开办了一所小小的「托管所」的夫妇，在战后却能先后接收累计多达 400 多名儿童，并且无声无息地致使 100 多名婴幼儿死亡，这恐怕并不是这两人的能量便能达成的结果。
在战后严查物资横流，监控黑市买卖的环境之下，这对夫妇竟能够囤积来自日本政府和美军的物资，并且从中倒卖牟利 —— 这部分利益是绝不可能被他们夫妇二人独吞的。正是由于涉及到的人员过多甚至过于隐秘，所以两人不仅没有被严判，事件的调查也只能浅尝辄止。
如果说柳町寿产院中的 100 多名婴幼儿凄惨的死亡是时代的悲剧的话，那么这起事件之后的草草收场，其实对日本社会来说，是更大的悲剧。
柳町寿产院在被查封之后不久便被夷为平地。这块空地直到 2019 年，在沉寂了 70 年之后，也开始破土动工，兴建新楼。
大概一代代人类的记忆，也仅仅能维持这么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