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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上):1938,等待绝地反击

1938 年,新春伊始的中国,正笼罩着巨大的阴霾,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华北方面的日军更是一路南下,连下京津,兵抵济南,一路高歌猛进,攻无不克,在国土备受欺凌的同时,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也经受了严酷的考验,所有人都需要一场胜利来慰藉自己的灵魂,一场证明日军可以被战胜的胜利……

1. 未战先退——韩复渠之死

1937 年 11 月,轰轰烈烈的淞沪会战在历经三个月后以惨败收场,中国军队无数精锐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却仍没有阻止日军的步伐,紧接着 12 月,南京宣告沦陷,这座有着 2000 年历史的六朝古都在日寇的屠刀下成为了人间地狱。

与此同时,在华北方面却是另一番景象。

当时华北方面的国军最高军政长官就是大名鼎鼎的韩复渠,他原是西北军的将领,1929 年中原大战爆发前,又改弦易帜投靠了蒋介石。由于韩复渠势力庞大,老蒋就采取了一贯的做法,就地招安,封他做了山东的最高军政首长。由于韩复渠拥兵自由,日本人也把山东视为民国政府无法直接干预的地区,因而一直持渗透和拉拢的政策,处于半独立状态的韩复渠多年来一直游走在日本人与老蒋之间,不断发展,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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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渠

除了立场之外,韩复渠跟蒋介石还有不少私人恩怨,早在刚刚投诚后的几个月里,他发现老蒋原来承诺支持的财政补贴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心里便有了预谋。出任山东省主席后,他也一直致力于打击蒋系势力,试图把中央军的眼线都排挤出山东。1936 年西安事变后,韩复渠也曾通电张学良和杨虎城,支持两人逼迫蒋介石抗日,自此两人矛盾愈加激烈。

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复渠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山东军事,主要负责黄河的防务。但是韩复渠却一直保持着军阀作风,没有民族意识,在全面抗战的情况下还是以保存实力为主,以坐山观虎斗的心态设法避免卷入事端,只是在河北山东交界的地区对日军进行过侧击,得手之后又迅速退兵。

受命防守津浦铁路北段后,韩复渠仍然毫无斗志。日军进攻山东时,他曾在德州抵抗过日军,所部损失较大,之后他就尽可能地后撤,避免与日军交锋。南京失守后,日军打通津浦铁路,贯通南北战场的战略企图明显,华北方面的日军对黄河虎视眈眈,但韩复渠却没有丝毫加强黄河守备的意思。

1937 年 12 月 23 日,日军第 10 师团由青城、济阳之间渡过黄河,由于蒋介石调走了韩复渠部所属的炮兵,军事上的不利导致他转变态度,于次日即率军南撤,仅留下 20 师一个师守卫济南,结果仅仅过了两日,济南便宣告失守,撤离前夕,韩复渠又下令焚毁省政府、进德会等,名曰「焦土抗战」。

闻听济南失守的消息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大怒,亲自给韩复渠致电让他死守泰安,不想韩复渠回电:南京不守,何守泰安。接到这封电报的李宗仁怒不可遏,大叫韩复渠要造反了,接着把电报转发给了蒋介石,声称韩复渠以下犯上,不听指挥。这封电报基本已经预示着韩复渠的结局。

蒋介石接到这封电报后,便下定了肃清韩复渠的决定,恰逢此时他又接到消息,查出韩与四川省主席刘湘秘密联络,想再搞一次反蒋运动,这更坚定了蒋介石的决心。

1938 年 1 月 11 日,蒋介石在开封的河南省政府召开第 1/5 两战区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并预先通知说为避免日本飞机干扰,特地在夜间召开,作为第 5 战区的副司令长官,韩复渠也被通知参加。此时的韩复渠多少已经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味,手下也有人提醒他,要小心老蒋趁机发难,不过韩复渠没想那么多,认为如今国难在即,正是用人的时候,更何况第 5 战区马上就要打仗了,这会逮捕副司令长官,岂不是想不开吗?

当天晚上,距离与会时间还有不到 1 个小时,韩复渠驱车来到了省政府门口,同行的还有 3 个卫兵。门口的电灯旁贴着一张「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的通知,并有军警宪兵在指挥车辆,会场的戒备很是森严,周边还驻有大量士兵,不过这还是没有引起韩复渠的怀疑,在他想来,大战在即,维持与会将士的安全也是很有必要的。

随后,韩复渠与其他参加会议的将领一样,把车子停在空位上,跟着人群下车往里走,走到第二道门口时,左边门旁贴着「随员接待处」,于是 3 个警卫就被留在了门外。进门后不久,韩复渠就被几个人带走了,这时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再想通知自己的部下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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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韩复渠

1 月 19 日,国民党组成高等军法会审,负责对韩复渠的审讯,何应钦任审判长,鹿钟麟、何成任审判长官,贾焕晨任军法官。说是审讯,实际就是宣判。几日来的监禁和讯问已经让韩复渠弄清了局势,他可不是个糊涂人,不同于他的前任张宗昌,当代著名学者、                       

教育家徐北文评价他说:「韩复榘在西北军以能诗文、擅书法发迹,他在山东主政后,把一些术士、僧道统统赶出衙门,并重用何思源、梁漱溟、赵太侔等新派文人。韩与张宗昌的不同,是由于文野之分。」此时的韩复渠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同于其他被逮捕的人,在审讯中他出奇地冷静,法官在上面问话,他只是昂着头微笑,一句话也不答,也不求饶,法官再问,仍然一言不发。

但是有没有口供却无关紧要,在韩复渠的逮捕令已经注明了他的罪行,并革除本兼一切职务,韩复渠大概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知道声辩无用。

24 日晚上 7 点左右,这位前山东王、第 5 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军统特务的押解下,于武昌市平阅路 33 号院内一座小楼上被枪决。

这在国民党内是非常罕见的,哪怕是反复无常的贵州王王家烈,最后都能落得携款出游的结局,而处在抗战前线的徐州,还未交战,其副司令就先遭到枪毙,这给接下来的大规模会战带来的是不小的阴影,而为了弥补副职留下的空缺,李宗仁也可说是压力不小,全国的抗日呼声也在此时汇聚成了一句口号: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2. 收战与出击——寺内寿一的抉择

自日军攻克南京后,在日本后方的大本营,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

保守派认为,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蒙古与华北大部分地区,同时控制了长三角,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和战略重镇,几乎都被日军握在手里,但同时,为了占领这些地区,日军已经将 90% 以上的兵力投入到了中国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加之要应付美、苏的威胁,兵力已经捉襟见肘,如果要再深入中国腹地,开辟新的作战目标,则是难上加难。

但是激进派却极为乐观,他们认为经过东北和华北的一系列战争,中国的军力与工业生产力均已残破,这时候只需要再多派出几个联队的兵力,追击扫荡残余中国军队,那么中方只有投降一途,此时如果停战,只会给残存一口气息的民国政府以修养时机,无异于放虎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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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年 1 月寺内寿一到国会为军队辩护

除此之外,两方更多的是对即将爆发的徐州会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保守派坚决反对派兵占领徐州,认为就算占领徐州,打通津浦铁路,让北平与南京相连,也无多助益,还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分散的兵力会影响对占领区的控制力,还要派兵驻守在铁路沿线,这无疑会使日本进一步陷入中国的泥淖之中。要打通南北交通,还不如走海路,又安全,又便捷。但激进派却坚持认为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是必要的战场巩固,更何况攻占徐州,也有利于日军沿淮河流域与陇海铁路,直接威胁到中国的战略中心——武汉。

军部中两派的激烈争论,使日本大本营感到焦头烂额。

1937 年 12 月 24 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提出:「帝国政府期望南京政府迅速放弃其抗日容共政策,与帝国合作」,「但南京政府仍然标榜长期抵抗」,「有鉴于此,今后不一定期望与南京政府谈判成功,而继续寻求收拾时局之其他途径,并与军事行动互相配合,对事态的进展作好准备,以应付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

1938 年 1 月 11 日,日本御前会议又制订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提出:「如现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中国新兴政权的成立,与其协商调整两国邦交,并协助新生的中国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兴中央政府。」会议决定,在军事上暂时停止扩大在中国的作战规模,日军大本营指示华北方面军攻克济南、青岛之后,只要往南建立安全防线即可。华中方面军则攻克南京、芜湖之后,只能扩大江北的防卫圈,日军在中国战场,没有奉到新的命令之前,不得再做战线的扩张。

但是当时在中国战场的日军前线将领,却并不愿意放弃建功立业的机会,对这一决议议论纷纷,甚至到了不满的地步。

为了解决军部的分析,1938 年 2 月 16 日,日本陆海军大本营召开了一次会议,此时徐州会战的前哨站已经打响,日军板垣师团与庞炳勋部正在临沂周边鏖战。参加此次会议的大都是肩扛三颗金星的大将,他们是日军陆海军的最高指挥官,但却都不是这次会议的主角。

令人惊愕的是,此次会议的主角是会场上仅有的两个年轻人,他们一个坐在桌首,肩章上有一朵樱花,这是专属于天皇的大元帅的军衔,但正在作报告的另一位,肩上却只有三颗银星,是一个普通的大佐,但正是这个人,却可以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将们按他的计划进行战争,而这个计划如果顺利实施,抗日战争的局势只怕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日本关东军参谋次长石原莞尔曾有过一个预言:如果日军拿下上海还不停手,就会陷入战争泥淖,最终自取灭亡。然而,日本帝国打算,拿下南京后,再定下一步作战计划,并不忌讳于同中国打一场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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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虎四郎

1938 年 2 月,南京已经被拿下,陶德曼调停也失败了,日军全军上下都在期待着一场新的攻势。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是日本陆军大将寺内寿一,他的父亲寺内正毅曾任日本首相、陆军元帅,长期笼罩在父亲伟大光环下的寺内寿一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超越父亲,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在中国战场取得胜利。

然而,让寺内寿一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几日后,一架飞机从东京飞来,从飞机上走下了一个精神抖擞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正是之前在天皇面前作报告的大佐,军衔虽然不高,却直接掌握着整个日本陆军最重要的权力,他就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课课长——河边虎四郎。

第二课是由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和作战课合并而成,无论是战前规划还是战争指导都离不开第二课的职责范围,总的来说,日本陆军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进攻哪里,防守哪里,何时出击,出兵多少,都是由第二课说的算。而河边亲自前来,就是为了传达当日「御前会议」的决议:停止扩大进攻。

寺内寿一闻听消息后大发雷霆,但河边却不以为意,只是淡淡地问了几个问题:

如果我们继续进攻,背后的苏联趁虚而入怎么办?

增加对苏的战备,又需要多少时间?

美国下一步会对我们持什么态度?

军队接连攻占上海、南京,是否需要休整?

河边的几个问题都是当时日本需要慎重考量的,但在被持续胜利蒙蔽双眼的日本陆军大部分将领看来,都只是因噎废食的狡辩而已,这些问题也同样没有说服寺内寿一。

河边见没有说服对方,又接着说:这是大本营御前会议的决定,你想忤逆陛下吗?

寺内听到这句话,立刻意识到面前这个小小的大佐是代表天皇来传达「旨意」的,违逆河边也就意味着违逆天皇,这是当时任何一个日本军人都担待不起的罪名,于是他立刻笑着拍了拍河边的肩膀,说道:你的意思我懂了,我会遵从陛下的命令的。

河边的计划无疑会让中国陷入更大的危险,如果日本及时止步,积蓄军力,等时机来临后给中国致命一击,或者长期盘踞在占领区意图分化中国,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相反,如果日军如寺内寿一等激进派主张的那样一点点增加兵力,一步步进攻,在没有准备充足的情况下慢慢出击,那么增加的军力就会被新占领的地区不断消耗掉,这正是蒋介石「用空间换时间」的作战计划。

但寺内寿一等日本军界的大部分将领都是通过战争才能一步步获得晋升的,停止战争就意味着阻断了他们升迁的道路。寺内寿一等人虽然表面上顺从了河边的命令,但背后却打起了小算盘。

很快,3 月 1 日,河边遭到了免职,炮兵出身的他被调到滨松飞行学院做教官,实际上却是被打入了「冷宫」。此时的河边已经明白了日本军部的想法,那些军部将领无法违抗自己的命令,但可以选择换掉自己,失去了河边的约束,这些冒进派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干一场。

几乎在同时,山东等地的国军将领开始不断对日军发起小规模的突袭,寺内寿一以此为借口,获得了参谋本部以少量兵力反击的权力,3 月中旬,打着反击旗号的矶谷师团在台儿庄战役中因孤军深入,遭到国军前后夹击,损失惨重,寺内得知消息后,虽然有些惋惜,但更多的却是狂喜,在他的一番煽动下,参谋本部最终通过了徐州会战的决议,随后,寺内寿一调集了 20 多万的大军,开始对徐州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从济南到徐州沿途的广阔道路上,都响起了日军的军歌:徐州啊徐州,士兵和战马前赴后继……

3. 兄弟阋墙——李宗仁的难言之隐

1937 年 12 月,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后,第 13 师团北渡长江,进至安徽池河东岸的藕塘、明光一线;华北的日军第 10 师团从山东青城、济阳之间南渡黄河,因韩复渠的不作为而一路南下占领济南,进至济宁、蒙阴、青岛一带;日本大本营为打通津浦铁路,使得上海战场与华北战场连成一片,先后调集 8 个师团另 3 个旅团、两个支队约 24 万人,分别由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实行南北夹击,首要目标就是津浦铁路的交汇点——徐州,进而沿陇海铁路西取郑州,最终的目标则是当时的民国政府战略中心——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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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

此时的第 5 战区司令长官就是刚刚走马上任的桂系军阀李宗仁。作为桂系将领,李宗仁可说是蒋介石的老对手,在中原大战时曾几度交锋,互有胜负,是反蒋的中坚力量,后来虽然接受民国政府改编,但更多的是合作而非上下级的关系。

1938 年 10 月,一封任命书发到了李宗仁的手中,让李宗仁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这是蒋介石紧急发来的关于第 5 战区的委任书,此时上海刚刚沦陷,华北日军一路南下进逼到黄河北岸,这份任命书其中的含义并不单纯。

他是 10 月 12 日离开南京前往徐州赴任的,除了韩复渠不战而退给他的部署带来不小的危机外,李宗仁尚有许多难言之隐。

除了这封委任书,一同送达的还有蒋介石的另一道命令:坚守徐州至少 3 个月。此时的徐州可是大军压境,而蒋介石给的援军都是什么样的部队呢?

第 31 军,军长韦云淞,下辖 3 个师,驻防苏北海州。这是李宗仁可以指挥自如的桂系部队,班以上各级干部多系北伐前后的旧班底,颇有作战经验,不过士兵多系新入伍的农民,受训时间短,也无作战经验。

第 3 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下辖 3 个军——第 12 军,军长孙桐萱;第 55 军,军长曹福林;第 56 军,军长谷良民,驻山东境内。该部训练、装备均较好,只是能否服从命令,拼死作战,却大成问题。

第 57 军,军长缪瀓流,下辖 2 个师,驻苏北。该军原系东北军,战斗力一般。                                     

第 89 军,军长韩德勤,下辖 2 个师,驻苏北。该部由江苏省保安队改编而成,战斗力较差。

第 51 军,军长于学忠,下辖 2 个师,驻青岛,后调津浦南段。该军原系东北军。

第 3 军团,军团长庞炳勋,下辖 1 个军(40 军,庞兼军长),驻砀山。该部原系西北军,装备较差。全军名为军团,实则只有 5 个步兵团的实力。

蒋后来又将 22 集团军(川军总司令邓锡侯),像处理蹩脚货一般塞到了第 5 战区。

除了韩复渠的第 3 集团军,其他部队要么是张学良带来的东北军,要么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要么是川军,还有干脆是保安队改编的,这些部队都从跟蒋介石爆发过战争,也互相之间多有交锋,先不提一起作战是否能摒弃前嫌,通力合作,就是能一起合作,装备落后、编制不齐以及人员训练差等带来的问题也直接导致部队的战斗力不足。

即使在这种时候,蒋介石仍然没有忘记这个与他争斗了十多年的老对手。在蒋介石看来,李宗仁能带领这些各地拼凑来的「杂牌军」打赢这场会战自然是万幸,不但自己脸上有光,还能给武汉的扩编和整备部队争取充足的时间,就算打不赢,让川、桂部队遭到削弱,李宗仁声望受损,这也是蒋介石乐于看到的。

除此之外倒是还有一个原因,此时刚历经完淞沪会战,不论是地方军还是中央军都遭受到重大打击,接下来还有组织在南京的防御阵线,实在也是没有多余的部队拨给李宗仁,更有甚者,在蒋介石的眼里,徐州会战的目的并不是赢,而是要给武汉争取时间,既然不准备赢,那又何必派太多精锐的中央嫡系部队呢?

此外,李宗仁刚抵达徐州之时,正是上海新败、全国震动之际。国民政府在京沪线上陈兵近百万,且都是最精锐的中央军、德械师、教导总队、桂军王牌以及各地的主力,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尚且没能守住上海,如今日军挟新胜之威,南北夹击二来,李宗仁以十余万杂牌军与之周旋,真可谓「螳臂当车」。当时的徐州城真可谓人心惶惶,为安定军心,李宗仁不得不每日早晚骑马到城内各主要街道巡视,当家当时在猜测的并不是此战的胜败,而是中国部队能坚守多久……

就在众人对这支部队的期待值已经降到最低时,1938 年 1 月底,徐州方面的战斗率先的徐州以南地区打响了,26 日,日军第 13 师团率先向安徽的凤阳、蚌埠进攻,守军第 11 集团军第 31 军在池河西岸地区逐次抵抗后,向定远、凤阳以西撤退,进入 2 月后,日军先后攻占临淮关、蚌埠,并强渡淮河,向北岸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北方的日军因为韩复渠的消息抵抗命令,而一路突破到济南,进抵泰安,危急时刻,孙桐萱被任命为第 3 集团军总司令,接替了韩复渠的职务,北上阻击日军,徐州会战的第一阶段——津浦铁路沿线的南北阻击战就这么悄然打响了。

4. 南北夹击——第五战区的绝地反击

1938 年 1 月 26 日,日军第 13 师团向安徽凤阳、蚌埠进攻,原以为非常轻松的战斗,却不料在明光以南,居然碰到了一块硬骨头。李宗仁驻守在此处的是李品仙的第 11 集团军和于学忠的第 51 军,这两支部队通力合作,利用淮河、淝河、浍河等地的地形层层阻击,阻止沿津浦铁路北进的日军。当正面北进之敌向明光、池河镇一带进攻时,又为韦云淞的第 31 军堵截,血战数日仍然不分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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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磊

日军进攻不顺,只好从南京增调援军并运输重武器支援,当其主力被吸引到明光一带时,李品仙急令第 31 军让开津浦铁路正面,撤至铁路西侧山区伺机出击;同时,又将于学忠之敌 51 军由砀山南调至淮河北岸布防,凭险拒敌越河北进。到了 2 月初,虽然定远、临淮关和蚌埠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但是日军却始终没能捕捉到李品仙的主力。

此时西撤的 31 军遵李宗仁指示,从敌军左侧向东出击,将津浦铁路之敌截成数段,围而歼之。此时处在淮海前线的日军发觉后路被断,不知是吉是凶,于是全力将第 31 军从津浦线向西压。李宗仁遂采取游击战术,命部队不断骚扰敌人,牢牢盯住津浦线;就在这个时候,他一直苦苦等待的王牌到来了。

21 集团军,桂军中的王牌,其总司令是廖磊。               

廖磊又是何人?在桂军中地位仅次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第三号人物,他活着的时候,李品仙只能屈居第四。淞沪会战时,他率领的 21 集团军是地方中军最早达到战场的部队之一,大塘战役中,廖磊指挥部队与日军鏖战几昼夜,歼灭敌军 6000 人之众,收复 70 余村庄,打出了狼兵的威风。

淞沪会战结束后,廖磊所部北调合肥,对于此次调度他可谓是踌躇满志,摩拳擦掌准备再大干一场。李宗仁是他的老上司,这一仗明面上是合作抗日,但老蒋的用意廖磊也能猜个七七八八,他一向讨厌这种小算盘,既然老蒋想打,自己的老上司也要打,而自己同样喜欢打,那就所幸不考虑这些,再像上海那样轰轰烈烈地打一场就好了。

当前线的日军正猛攻定远时,廖磊以其第 48 军固守炉桥一带,第 7 军协同第 31 军迂回到日军后方,攻击其侧后,迫使日军第 13 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而正面阻击的国军第 59、51 军也乘势反攻,日军一路丢盔弃甲,逃回南岸,到 3 月初,淮河北岸的国军阵地已经全部收复。第 21 集团军和第 31 军旋即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淮河两岸的日军首尾不能兼顾,与国军部队胶着与津浦沿线,原定对淮河流域的进攻计划也彻底破产。

徐州以南地区的作战,使日军损失达三四千人,中国军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除了国军积极作战外,当时由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也积极配合了淮河沿岸的李宗仁部队阻击日军北犯,周恩来曾指示新四军配合李品仙部牵制南京北渡之日军,有利支援了正面部队的战斗。

相比于淮河一线,徐州北部的战斗就打得非常艰难了。

这里的战斗原本是由第 5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 3 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渠指挥,但韩复渠未战先走,为保存实力一路消极抵抗,放弃了大片绝佳的布防阵地,日军所过之处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1937 年 12 月 27 日,济南沦陷,次年 1 月 1 日,泰安又落入日军北方军第 2 军矶谷廉介手中。韩复渠的行为使得北方津浦铁路正面门户大开,日军沿铁路线长驱直入,如泰山压顶而来。临阵脱逃的韩复渠在屡次抗命后,最终被蒋介石枪毙,孙桐萱则临危受命,担负起了这一重任。

刚刚走马上任的孙桐萱压力丝毫不比李宗仁小,韩复渠的脑袋就悬在他的身旁,退一步就是万劫不复,而正面的日军一路势如破竹,骄狂至极,如果能利用好敌人冒进的弱点,也许这一仗还有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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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战区将领合照

恰好这时,李宗仁的进攻命令下来了,接到命令后,孙桐萱率部向运河以西推进,攻击济宁、汶上的日军据点。此时虽说敌我差距巨大,但经过蒋介石杀韩复渠以振军威后,中国军队上至战区司令长官下至普通士兵无不受到震动,士气大振,孙桐萱认为士气可用,遂命第 22 师由大长沟渡过运河,进攻济宁,14 日晚,该师一部攀登入城,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22 师官兵与敌短兵相接浴血奋战,血战竟日。虽然多次冲入城内,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之日军大批增援抵达,22 师伤亡惨重,不得已于 17 日晚撤出济宁,退到运河西岸。

与此同时,第 12 军之 81 师也直取汶上,于 12 日晚由开河镇渡过运河,一部从城西北攻入汶上城内,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其余部队攻城未成,死伤惨重,战斗进行到 13 日,日军的增援到达,双方又在城内爆发激战,在日军战机的助战下,国军攻势受阻,被迫向运河撤退。19 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 日,又突破了曹福林的第 55 军阵地,25 日,杏花村阵地也沦入敌手,中国守军只好向相里集、羊山集、巨野一线转进。日军追击到此后,遭到了布置在此地的重兵侧击,始终徘徊不得南进,战局逐渐趋于稳定。

这几日可以说是孙桐萱的噩梦了,进攻之部队不利,防守之部队又接连丢失阵地,日军的战力之强出乎他的预料,而他这原属于韩复渠嫡系的身份也让蒋介石包括李宗仁猜忌良多,就在孙桐萱为苦苦坚守发愁之时,孙震率领的第 22 集团军终于奉命开赴到了临城以北,支援其作战。一个月来,由于孙桐萱部的反攻和孙震部的竭力支援,使日军最终无法突破正面防线,沿津浦线南攻,双方遂形成了对峙态势。

日军在津浦线以主力南攻不成,于是改变了策略,由少壮派代表板垣征四郎和矶谷廉介以台儿庄为目标发起了新一轮的合围作战。板垣师团与矶谷师团乃是日军之精锐,两军只要在台儿庄得手,就可以策应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这就是日军打的算盘。

2 月下旬,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军第 2 军司令官西尾寿造的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板垣征四郎的第 5 师团,沿胶济路西进,进逼临沂;一路为矶谷廉介的第 10 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中国军队为堵截日军前进,在临沂、藤县同日军爆发了惨烈的战斗,台儿庄会战逐渐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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