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义和神拳志怪录

天不下雨地发干

公元 1899 年（光绪 25 年）注定是很不寻常的一年，似乎是在暗示过去的一年已经流尽了清帝国最后的一点富有生命力的血液（注：戊戌变法），往年春夏饱受洪涝之苦的华北各省从春至冬，未下一场寸雨，直隶、山东春麦未能播种，勉强播种的庄稼尽皆枯萎而死，整个华北大地陷入了大面积的干旱之中。

与洪水相比，旱灾对人们造成的是一种持续性的、带有不确定性质的长久的折磨，洪水迟早会退去，下雨的日期却是未知的，随着雨水的迟迟未至，处于这片土地上关系错综复杂的清朝政府、农民、洋人三方，同时陷入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焦虑和不安中。在无数次设坛求雨都以徒劳无功告终之后，因为衰败而迟钝的清政府终于意识到，自 1644 年就温驯而安分的接受异族统治的费拉顺民中间，正在酝酿着一种暴烈的，具有前所未有的破坏性的力量。

同年 6 月 14 日，德华铁路公司在柏林成立，德国开始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这一举动点燃了被干旱折磨的农民蓄积已久的怒火，时人记载：德人方将布铁路, 插旗买地, 土人喧传, 凡铁路所经若千里内, 禾稼皆死, 将为联庄会, 齐向洋人拼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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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并不关心国家主权沦入外人之手，关心的只是铁路经过之处会害死自己的庄稼，他们对「国家」的概念不甚明了，却愿意为了庄稼和洋人拼命，时人评价：

然路矿大利, 交通大权, 被德人夺去, 土人毫不能解………..他日见禾稼不死, 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

然而雨始终没有来。

只因洋人遮住天

进入夏季之后，大量因干旱而无所事事的青壮年农民开始加入 1897 年（光绪 23 年）兴起的义和拳组织，开始习武练拳。这一起源于梅花拳的组织带有浓厚的反教会色彩，随着练拳之风兴起的，是关于杀死洋人、铲平教堂即可平息老天震怒，结束干旱的流言蜚语。

这些平时与中国农民龃龉不断的传教士们也意识到即将面临的危险，他们也开始向上帝祈求雨水，然而雨水依然未至，干旱从 1899 年 3 月一直持续到 1900 年正月，义和拳的声势日益浩大，在遭到袁世凯的血腥镇压后，他们开始从山东进入天津，1900 年 2 月，一首充满了杀气的歌谣传遍了直隶和山东：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子不是人所添。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神也怒，仙也烦，一同下山把道传。

3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加重了这种危险的情绪，4 月，宣扬「扫平洋人，自然得雨」的义和团民开始四处设坛，5 月 21 日，英国公使给伦敦的一封信里写到：

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乡村因长久干旱引起的不安，将比中国或外国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有助于让一切归于平静。

与此同时，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在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之后，已经失去了对直隶省的控制。洋人面对愈来愈明显的危险，开始开始陆续调动军事力量来华，聚集在直隶的数十万万义和团也越来越失去了耐心，蠢蠢欲动的试图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

三股力量就这样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在中国华北大地上激烈的迎头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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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驯顺了两百年的华北农民突然变成狂暴的信徒，这让清帝国的统治者也迷惑不解，这是他们的祖先在入关时都未曾见过的反抗力量。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力写道的：

（东方农民）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

除了那场无休无止的干旱和洋教的积怨以外，赋予这些农民反抗政府和洋人勇气的，还有他们所坚信和练习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武术。

义和神拳志怪录

与清朝禁止民间习武的印象大相径庭的事实是，清代对民间持有武器的管制是空前宽松的，不但对历朝历代多加管制的弓箭、弩任由民间持有，甚至放任民间拥有三眼铳、鸟铳、抬枪一类的火器，到清代晚期，对武器的管制愈发松弛，爆发于 19 世纪中叶的土客战争中，土客双方常以大炮互相轰击，清廷往往不能有效制止，前去干预的清军将领竟有被炮火击中殉职的。

在这种政策背景下，作为「末技」的拳脚和器械格斗技术的防卫功能退而居次，实际上成为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的手段，清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雍正五年的《严禁学习拳棒谕旨》就明确指出，有习练拳脚的力气，应该去练习弓马取得功名，或者从军报效国家。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武术的传承因为其功能的转变，逐步带有了宗教性和神秘主义的色彩。

 到了义和团时代，其宗教性已经完全盖过了技击性，迷信色彩非常明显，《庸扰录》记载：

（拳民）向西北一揖, 复向东南三拐, 口念咒语, 即刻倒地如死。少顷,即起, 闭目练各种击刺之法, 自能娴熟, 力大无穷, 人不能近。逾时, 有人以手击额者三, 其眼即开, 仍如常人, 无复前此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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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是一个拳民进入了催眠状态的全过程，整个过程和武术和格斗毫无关系，这种洗脑和催眠与一般的练武方法大相径庭，却在当时非常流行，说明当时的武术和宗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合流了，或者说，义和拳本身就是假托武术之名的宗教。

《义和团资料汇编》中记载了义和团洗脑和催眠团民的一次典型案例：大师兄拿着香，二师兄拿着黄表纸向东南方磕头请老师，团员就跟着在师兄后边跪着。请老师来以后团员就坐在两边求神附体，坐在凳子上两手扶膝盖，低下头不言声。各人寻思各人平常最佩服的英雄好汉，如李逵、武松、关公等。这时当先生的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断地告诉人们：不要胡思乱想，各人想各人的老师，一口阴气换一口阳气， 觉着身上发麻就往外跑。一附了体就神喘，呼哈呼哈地跑出去舞刀弄枪地练起来。

同时，义和团通过吞符、念咒等方式，试图达到防御洋人枪炮、刀枪不入的的效果，但其咒语往往来源于民间迷信，比如义和团所念的咒语：「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枪佛来。铁神铁庙铁莲台，铁人铁衣铁避塞，止住风火不能来」，所谓枪佛、铁神并非正统的佛教、道教神祗，这所谓的「咒语」格式也并不规范，更像是民间口口相传的顺口溜，正是这些随手编造的咒语，赋予了义和团民与装备了近代武器的联军作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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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经常展示这些所谓的「神功」，借以壮大声势，扩充势力，除催眠外，也借助一些戏剧和早期魔术的手段，比如义和团表演「避枪炮术」时，「或有药无子，或药短无力」，说明他们中的骨干力量非常清楚其中的奥妙，但少数基层信众在尝试时，无不造成惨烈的后果。一位传教士记录了他在山东宋门景庄大集上目睹的一次失败的表演：

义和拳师傅指示两个徒弟跪在桌子面前，桌子上面写着义和拳的保卫者———神的名字。他们一个劲地磕头、作揖、烧香、诵经念咒。可是神也没有下来。最后，在午后四点钟，拳首忽然站起来，变了颜色，他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控制，那两个徒弟也站起来，端着枪。师傅脱去上身，露出胸膛。只听一声枪响，人们看见他难受的样子跪下来了，随后全身倒在地上，这一枪打透了，伤势又深又宽。

义和团特色「话术体系」

这样的表演失败无疑使义和团在民间的权威下降，而义和团则发明了一套独特的话术体系来为自己的神功「不灵」辩解，比如 1900 年 6 月 16 日，义和团火烧北京大栅栏老德记西药房，扬言画地为界，只烧洋人机构，不会祸及周边，结果大火烧毁了整个前门大街的西边。义和团辩解说有人以秽物干扰施法，导致神功不灵，火势失控，这种说辞迎合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迷信观念，被当时的很多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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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义和团和联军正式接战，这种「不灵」的情况自然越来越多，日本人佐元笃介写的《拳乱纪闻》里记录：

（拳民）信枪弹不伤之妄, 遇有战事, 竞冲头阵, 联军御以洋枪, 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 尚不畏死, 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 西人皆深悯其愚。

几次交手之后，义和团的上层核心人物都已明白团民根本不可能战胜联军，但如果此时谎言破产，不但自己的地位不保，身后虎视眈眈的清军也不会放过自己，于是硬着头皮驱使依然迷信的下层团民向联军发起攻击，这场由武术到宗教的动乱演变至此，已经成为一场诓骗愚昧者生命的血腥骗局。

这其中被骗最惨，死伤最重的，是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因为他们更易陷入迷信的狂热，因此常被「师兄」「师父」驱使去打头阵，佐元记载：「（死者）年长者约念岁, 最幼者只十二三龄, 前被官军联军击死, 皆是辈者也」，同时期的中国人也记载：「团与洋人战, 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 年壮者次之, 所谓老师师兄者, 受伤甚少」。自然，义和团对这一「神奇」的现象也有专门的解释：

 「童子法力小, 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 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 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
这种说法既无耻又荒谬，当时就被人揭穿：「临阵以童子为前队, 年壮者居中, 老师师兄在后督战, 见前队倒毙, 即反奔。」

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之下，这种荒唐的说法却被广泛认同「人多信之」。义和团的解释在多数场合都能奏效，当作战时有拳民被枪炮打死时，「师兄「师父」往往在其尸体上装模作样的摸索一番，如果发现财物，就说「此人必贪财，故神不附体」，如果没有发现财物，则云此人心不诚，或说此人行过房事故术不灵。

使用这种「禁忌」观念对自己的失败进行解释的方法是义和团常用的手段，除了贪财之外，使用中国传统的「女性污秽禁忌」进行辩解更为常见，当天津义和团焚烧教堂法术不验时,「团云火时有妇人外出, 致破其术, 故延及。…….而犹多信者」，团每战必败, 或问故, 团曰, 每战辄见洋人队中, 有赤身妇人立于阵前, 致法术为其所破」;「西什库则虎神营与义和团合打, 亦一月未攻开, 则诡云镇物太多, 有光腚女人无数在楼上者云云。而洋人用枪击杀义团不少, 则云为秽物所冲」。

败北的终章

这种迷信式的诡辩减轻了因伤亡惨重而被打击的自信心，坚定了底层愚昧团民作战的信心，蒙骗朝廷和百姓继续相信和支持义和团。因此随着战争造成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民伤亡，义和团的这种诡辩也越来越多，破产也就不可避免，「拳民与洋兵战, 多死者, 始信避枪炮之说不验」，败北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开始在团民之中蔓延，多避战不出，反而大肆抢劫，看到店铺金灿灿的铜招牌以为是金子就抢走，抢劫中药铺看到牛膝以为是人参，当场大嚼起来(「见店铺招牌用铜片晶莹, 则呼为金, 辈之而去。见牛膝, 则以为人参, 大肆嚼淡」)

这种肆无忌惮的抢劫加速了义和团辩解话术体系的破产速度，当义和团被清军所迫再次出战死伤惨重，首领和大师兄再次污蔑死者因为贪财抢劫才中枪炮而死的时候，立刻遭到了团民的当场质疑：

团中人闻之怒曰, 术不能避枪炮, 而大言欺人, 枉死城中, 不知添却多少冤魂, 反以贪财责人, 使死者蒙恶名, 冤哉。若贪财即应受枪炮, 老师师兄抢劫最多, 何以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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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谎言的破产，义和团的士气低至极点，底层团民也不再愿意白白送死，1900 年 6 月 8 日，干旱许久的直隶终于下了一场雨，这一天义和团冒雨出战，发动六七百人进攻联军，联军仅有三人出战，各执枪向团，团民四散而逃，一边逃走一边互相说：「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第二天就逃走了一大半。他们因一场干旱而被点燃的「反帝」热情，就这样被一场大雨熄灭了。

同样伴随谎言破产的，还有民众对义和团的支持，在民众看穿义和团的「话术」体系后，也不再支持义和团，天津民众向宋庆、聂士成部送去给养，半路遇到义和团盘问，则回答「请老师前敌去吃。」从此义和团再也得不到民众的给养接济，人心向背，可见一斑。

尽管义和团人心涣散，士气低迷，但直到最后关头，其首领头目依然不放弃这套谎言话术体系，义和团的女性组织红灯照的首领黄莲圣母，号称能治枪伤，「应手即愈」，但当团民把伤者送去给她救治时，她却说「此人生平有过处,神仙不佑, 故不能好耳」,任其死去，义和团的首领张德成左臂被子弹击伤，则说：「秽物所污, 法不能护耳」。

义和团神功谎言的总破产，发生在 1900 年 8 月 14 日，这一天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义和团当时在北京设坛八百余座，按照每坛一百余人计算，应该有义和团民逾十万人，然而联军破城之日，除了和董福祥的甘军在广渠门、东直门短暂交战外，根本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的巷战，北京城里的十万团民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只在水坑水井里，发现了无数义和团的刀剑和裹头的红头巾（城破皆不知所之, 唯于涸上、井中得刀剑红巾无算）。

1898 年的戊戌变法和 1899 年的义和团运动，代表了知识分子和农民阶层在西方文明的威胁下做出的不同反应和选择，前者的鲜血使人们看清满清这个「四面佛」式的专制王朝根本不具备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可能性，为辛亥革命埋下了伏笔。后者的鲜血却未能让整个中华民族的武德观祛昧化，义和神拳孑遗的种种江湖把戏，不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兴盛一时，时至今日，其特色的「战败辩解话术体系」，依然为他们的徒子徒孙所继承，一次又一次的为他们「攘夷」的败绩找出种种理由来开脱，一副：「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嘴脸，徒增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