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盐选会员精选文章2009 年 10 月 18 日。
为了为死去的女儿寻求公道，他谋划 27 年后跨国绑架了凶手，实现了正义。
15 岁的卡琳卡
凌晨 3 点半，法国边界小镇 Mulhouse 的警局响起了电话铃。
低沉的男音简单地报出了一个地址，让警察尽快赶过去。
「这儿有个男人被绑在铁门上。」
不等接电话的警察反应，就挂上了电话。
几分钟后警车赶到了这个地址，真的发现了个男人，蜷成一团缩在一个铁门下，手脚都被绑着，蒙着眼睛，嘴里塞了一块破毛巾，白衬衫的脖领和胸前都是血迹，脸上又是擦伤又是青肿，狼狈不堪，正在地上扭动着想奋力挣脱。
听到有人来了，这个男人立刻大声哼哼起来。
警察赶紧把他放开，刚从他嘴里掏出那块破毛巾，他就气急败坏地嚷嚷开了：「班博斯基，是班博斯基干的！」
在收拾干净之后，这个男人自我介绍是迪特尔·克朗巴赫医生，德国人。
「迪特尔·克朗巴赫？」 这个名字有点儿耳熟！警察很快就从系统里找到了他，原来他是通缉名单上的人！
几年前他被法国的法庭缺席审判杀人罪名成立，被判 15 年徒刑。但因为他人在德国，拒绝承认审判的结果，德国也拒绝引渡，所以即使被判有罪也拿他没有办法。
当时的原告就是他现在嘴里痛骂的安德里.班博斯基，他前妻的前夫，班博斯基控告他是杀死自己女儿的凶手。
第二天，警方在附近的一间酒店里找到了他嘴里的班博斯基，这是个 72 岁满头白发的老头。可是他说自己也是在今天凌晨 4 点接到一个电话后，才知道有人绑架了克朗巴赫。
警察当场宣布以绑架的罪名逮捕了他，无数的新闻媒体闻风而来，堵在了警局门口。记者们抢着递上话筒，争相追问他的感受。
被逮捕的班博斯基却显得格外平静，甚至带着一种幸福而满足的神情，缓步走进警局。
而当值的警察们看见他走进来，居然一个接一个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知道是谁先带的头，有人鼓起了掌。
最后每个人开始鼓掌。
他们像看着英雄一样看着他，他的眼里也漫起了泪水。
一切都要追溯回 1982 年的那个夏天。那年他 44 岁，是个老实巴交的会计。住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名叫 Pechbusque 的小镇上。在离婚 7 年后，刚开始一段新的恋情，生活平静又稳定。
7 月 10 日早上 11 点的那通电话，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人生。
1982 年 7 月 9 日。
谁也想不到这一天卡琳卡会死在自己的床上。
下午的时候，卡琳卡象往常一样，放学后拿着滑板去附近的湖里滑水玩。她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 5 点。
吃完晚饭后才 7 点半，她说自己太累了，先上床去休息会儿。大约 10 点的时候她起床到厨房里找水喝。这会儿她又有些睡不着了，干脆抱着本书躺在床上看，一直看到了半夜。
半夜的时候，继父克朗巴赫发现她的卧室没关灯，进去提醒她赶紧睡觉。
第二天早上 9 点多的时候，克朗巴赫起床晨练，换好了衣服下楼来喊卡琳卡起床，却发现她侧躺在床上，已经试探不到她的脉搏。
克朗巴赫立刻打电话给当地医院，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卡琳卡的身体已经变得僵硬，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尸斑。
克朗巴赫医生告诉急救人员，为了抢救卡琳卡，他已经给她注射了强心剂。
这个说法倒是与卡琳卡胸前的一个针孔相吻合，但是急救人员在她的胳膊上还发现了几个新鲜的针孔。
「哦，那是昨天吃完晚饭后，我帮她注射的美黑剂。晚上她很久没睡着，所以我又给她打了一针助眠药。」
白人有时候觉得自己的皮肤太过苍白显得不够健康，所以会刻意去晒太阳，把皮肤晒成小麦色，更有运动气质。他是在利用医疗手段，帮助卡琳卡更快实现健康肌肤的愿望。
1982 年 7 月 10 日。
11 点左右，丹妮尔拨通了前夫的电话，通知他女儿死了。
班博斯基一时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连着反问了好几句。然后他跌坐进沙发里，抱头痛哭。
班博斯基与前妻丹妮尔都是法国人。两人生育了两个孩子。他们给大女儿起名卡琳卡，这是一种生长在波兰的花朵，人们又叫它「风花」，风起时，花瓣会随风起舞，飞旋在空中美得令人目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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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博斯基和女儿卡琳卡
班博斯基的父母是波兰人，二战时全家被纳粹抓走关在德国。卡琳卡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这段经历。
卡琳卡继承了妈妈的金发，修长的身材，还有娇憨明媚的笑容，她美好得象花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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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琳卡，班博斯基，儿子尼古拉斯和妻子丹妮尔
他们本来在卡萨布兰卡生活得好好的，直到有一天，丹妮尔告诉班博斯基，自己爱上了一个德国医生，克朗巴赫。
令他感到震惊的倒不是妻子出轨，而是克朗巴赫医生就住在离他们家四幢房子外，两人还是通过他才认识的。而两家的孩子也是上的同一所国际学校。
那个时候的克朗巴赫医生正是盛年，衣品很好，风度翩翩，是个风趣潇洒的男人，又格外会献殷勤，把丹妮尔迷得神魂颠倒。
克朗巴赫是个德国人，9 岁的时候赶上了二战末期盟军的轰炸。在那次轰炸中至少有 3 万平民丧生，他是从尸堆和废墟中爬出来的少数幸存者之一。
成年后他从了医，在苏黎世开了间诊所，在第一个老婆死了之后没几个月，就娶了第二个老婆，带着她来到了卡萨布兰卡，在德国使馆当医生。
所以他们俩坠入爱河的时候，一个有老婆一个有老公，还都有孩子。
后来丹妮尔答应回归家庭，他们一家也离开了卡萨布兰卡回到法国。可不久班博斯基就发现，她其实一直打着去隔壁城市上班的名义，偷偷地与克朗巴赫同居起来。
他们很快在 1975 年底离了婚，丹妮尔立刻迫不及待的搬去与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克朗巴赫同居。第二年开年，她就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
接下来的五年里，班博斯基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法国生活，但是他当会计的工资开始捉襟见肘。
1980 年他决定带着孩子们搬回卡萨布兰卡，但孩子们的亲生妈妈提出了反对。因为有新丈夫财力的支持，她赢得了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80 年底卡琳卡和弟弟被接到了德国 Lindau，与妈妈和继父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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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琳卡, 克朗巴赫和弟弟
为了距离孩子们近一点儿，班博斯基留在了法国。
博登湖旁的 Lindau 市是个漂亮的旅游城市，地处德国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是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之路」的起点。性格开朗外向的卡琳卡爱上了这里的室外活动，几乎每天都去玩船滑水。
但是她和弟弟都非常想念独自一人生活在法国的爸爸，在德国生活了两年后，他们决定 8 月份开学后还是回去跟爸爸团聚。卡琳卡和弟弟都十分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1982 年 7 月底。
葬礼上他第一次知道她的死亡可能不是意外
班博斯基本来还眼巴巴地数着日子，等夏天过去，把孩子们接回来团聚，没有想到再也不能见到他的女儿了。
他的女儿为什么会死？
丹妮尔解释说：「可能天气太热了，你知道，夏天很热，她可能是中暑了。还有一个可能是 1974 年她在摩洛哥出的那次车祸，那次她出现了脑震荡，可能一直有隐患，到现在就突然爆发了。」
嗯，这一切都来自她的医生丈夫的分析。
克朗巴赫是医生，而丹妮尔连德语都不怎么会说，所以，所有与急救人员的交流都是他在负责，她只能尽自己所能的去理解丈夫给出的分析，然后转述。
「他是医生。」 丹妮尔强调着这一点：「你要相信专业的人。」
班博斯基买了最快的机票飞到苏黎世，租了一辆车后开往 Lindau。离女儿越近，他的悲伤就越重，在方向盘后哭得不能自已。
第二天一大早，他来到殡仪馆看女儿最后一眼。
她身上还是出事那天晚上穿的红色的睡衣，安静地躺在冰柜里，好像睡着了一样。可是她再也不能站起来象过去那样张开双臂，奔跑着过来跳到他的身上，也不能眼睛亮闪闪的看着他，问他各种问题。
他还是不敢相信她的生命就此终结了，她是陨落的风花，再也无法随着风的痕迹，在空中自由飘扬。
班博斯基决定要带她回家，把她安葬在法国，离他更近的地方。
举办葬礼的这些天里，他的心中一直萦绕着一个疑团。
卡琳卡没有任何遗传病，也没有任何慢性病，从来没有听说过谁会因为中暑突然死亡，而过去了好几年的车祸，为什么会在这么长时间后忽然产生影响？
直到有一天，他注意到邻居们闪烁的眼神，还有一个在暗中流传的小道流言：她死于继父给她注射的一种药物。
大家都在传，克朗巴赫曾向警方承认，在发现继女失去知觉后，他曾经试图抢救，向她的心脏直接注射了一种名叫 Coramin 的针剂，其中还混杂了另外两种辅助强心药。
Coramin 是一种神经中枢刺激剂，他说他是想通过这种做法唤起卡琳卡的心脏功能，是在抢救她。
而混杂的药是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深究。
为什么没有继续调查下去？班博斯基气得浑身颤抖。
前妻不以为然：「别听不懂的人瞎说，这是意外死亡，按规定警方会做尸检的，你就安心等尸检报告好了。」
1982 年 10 月，女儿死亡 83 天后。
真的是意外吗？为什么都无视尸检报告上的疑团？
回到法国后，班博斯基每天都查信箱，等着德国警方的尸检报告。可是等了又等，却始终没有收到。
他忍不住给前妻打了个电话催问，前妻说，好的，我去问问克朗巴赫，让他再催催。
就这样催了又催，从 7 月等到 10 月，他终于收到了一份尸检报告的翻译件，但他很快发现了报告中的一些疑点。
执行尸检的是隔壁小镇的一个验尸官，而尚未排除嫌疑的克朗巴赫居然也出席了尸检现场！
验尸官在报告上加注说，作为当地德高望重的内科医生，克朗巴赫给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更令他浑身颤抖的，是尸检报告上写着，在卡琳卡的隐私部位发现了新鲜的血迹和撕裂，身体里面还有粘稠的白绿色不明物质。
而卡琳卡的上臂，大腿右侧和前胸，都发现有新扎的针孔，报告中说，克朗巴赫承认是自己给她注射的一种有争议的补铁剂。目的是为了帮助她肤色更健康，但之后他又修改了说法，说是为了帮助她睡眠。
报告上推测卡琳卡的死亡时间是凌晨 3-4 点之间。但是又提到在她的胃里发现了未消化完整的食物。
根据证词说卡琳卡是前一天晚上 7 点半左右吃的晚饭，那么到死亡数时间大概有 7-8 个小时，这与她胃里发现的食物残渣产生了矛盾。
说明要么她的死亡时间要早于验尸官的推测，要么验尸官的推测有错。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但这并不是这位验尸官犯下的唯一失误。
虽然在卡琳卡的隐私部位发现了血迹和撕裂，在她的身体里发现了不明粘稠液体，他依然没有对她做「被侵犯测试」。所以无法判断卡琳卡在死亡的时候是否曾被侵犯过。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验尸过程中，验尸官切除了卡琳卡的下部隐私器官，但那之后却也没提这些器官的下落。
而明明已经记录在报告中的，卡琳卡被注射了药剂，却没有任何人对她进行毒素测验。所以到最后也没有写明她到底被注射了什么。
只是语焉不详地在尸检报告上标注：死者的死因不明，待定。需要将样本送至更高级别的实验室做进一步的检测才能得出结论。
这份迟到了好几个月的尸检报告加深了班博斯基心里的疑虑，也令他愤怒不已。
为什么克朗巴赫会在验尸现场？
为什么葬礼的时候他一个字都没有提过注射药剂的事情？
他注射的到底是强心剂还是铁剂？这个注射与卡琳卡的死亡有没有直接关系？
她的器官去了哪里？她生前到底遭受了什么？
一个又一个没有被解答的问题冲击着他的太阳穴，令他头疼欲裂，那些疑问象大锤一样狠狠地砸向他的心脏，让他痛的喘不过气来。
我没能保护好她！是我没能保护好她！！！
我不应该放弃监护权，让他们去德国！
他被悔恨和自责交织的痛苦包裹着，撕心裂肺。
在终于平静下来之后，他把被揉成一团的尸检报告重新展开，又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一遍。
不，这不是终结。他在心里郑重许诺，卡琳卡，爸爸要为你找回公道，哪怕要用尽自己全部的力量，哪怕付出一切，他也要找到真相。
1983 年 3 月，女儿死亡 234 天后。
没有毒素检测，没有现场调查，就连她的器官都失踪了。
要找到尸检报告中那些问题的答案，首先就得弄清楚卡琳卡到底被注射了什么，这就需要鉴证室对她的血液进行毒素检测。
班博斯基给前妻打了个电话，她茫然道，「这是什么检测？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个检测？」
当时，Lindau 市的检控官在拿到尸检报告之后，认为没有什么疑点，已经决定终止调查了。
班博斯基耐着性子向她解释：「只有做了这个检测，才能知道卡琳卡是不是被下了药，她的死亡是不是跟药剂有关。难道你不想弄清楚吗？」
丹妮尔犹豫了一下，向他保证会问问丈夫，「克朗巴赫是医生，肯定都懂。」
他强迫自己耐心地等她回电话。然而整整两天过去了，电话铃却始终没有响起。
他抓起电话打了过去，那头的丹妮尔在被提醒了之后有些抱歉地回答：「啊，他们没有做毒素测验。」
一瞬间他出离愤怒了，「她是在你的身边死去的！死在你的房子里！」 他终于失控了，对着电话喊了出来，「你的丈夫是个医生，可是三个月过去了，你们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在意她是怎么死的！」
她沉默了几秒钟，轻轻地回答说：「这是卡琳卡注定的命运，她的时间到了而已。」
不，他不同意。
他的猜疑变得更加清晰：是克朗巴赫，他凌辱了女儿之后，用药剂杀人灭口。
大约是做会计的特性，班博斯基做事情非常缜密仔细，而且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他拿着那份尸检报告分头找了两个法医，两个法医都提出了类似的疑问：卡琳卡的隐私部位有撕裂现象，而她体内的液体很像被侵犯后留下的体液。为什么主持尸检的验尸官不对她做被侵犯检测呢？这不是常规吗？
他又回到德国走访，进一步了解到，在卡琳卡死后，克朗巴赫医生作为最后一个见到她还活着的人，同时也是第一个发现她的尸体的人，当地警察居然从未正式问讯过他。
他们只是在离开现场后，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写一篇书面的情况介绍。
仅此而已。
克朗巴赫说，那是因为他工作太忙，警察很体谅他。
而警察那边呢？难道不应该认真的调查一下死者身边的情况吗？
他们回答说，调查了。克朗巴赫对注射针剂的情况做出了合理解释。
然而，班博斯基却发现克朗巴赫面对法医和警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一会儿是强心剂，一会儿是铁剂，一会儿是助眠药。可是警察却并没有抓住这个矛盾继续追问下去。
班博斯基给 Lindau 市的检控官写了一封长信，他把这些疑点矛盾全都仔细的列举出来，要求重开对卡琳卡之死的调查，尤其要把失踪的器官找回来进行鉴定。
然而检察官收到信之后却回复说，这个案子并没有那么多疑点，班博斯基只是一个失去女儿后无法接受现实的父亲，所以他拒绝重开案件。
班博斯基又打电话给前妻，「我们需要想办法把那些失踪的器官找到，只有找到它们才能进行鉴定，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丹妮尔反问道，「是因为克朗巴赫是德国人，你才这么不依不饶是吗？为什么你这么不肯放手？你一定要证明点儿什么，一定要让女儿走得不安宁吗？」
他震惊了。
虽然她曾经背叛了他，虽然她没能照顾保护好女儿，虽然女儿死后她很快的放下，这些他都可以为她找到借口，找到理由。
他是个枯燥无趣的会计，太一板一眼，不如克朗巴赫那么风趣擅长讨女人欢心；那个晚上她睡着了，不知道楼下卧室里发生了什么；失去了女儿她一定也很悲痛，只是她应对悲痛的方式不同……
但是她怎么能把他为女儿寻找真相的行为，简单粗暴的解释成他对儿时经历的怨恨？这种拐弯抹角的质问，就是在赤裸裸的指责他丧失了理智，被仇恨糊住了心。
这简直是巨大的侮辱。
他其实非常理智，正是因为头脑的理智，他才能如此冷静清醒地对检控官提出法律上的要求。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话。那之后，他再也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多年后在法庭上相见时，他也没有看过她一眼。
卡琳卡曾经是他们的女儿，而从此刻开始，他将独自为她而战。
1983 年 9 月 ，女儿死亡 418 天后。
慕尼黑法医鉴定，发现尸检更多疑点。
显然德国警方的调查存在许多漏洞，班博斯基决定先从尸检报告入手，找到证据。
他先雇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德国律师，通过这个律师向 Lindau 市的官方施压，使得检控官不得不同意对卡琳卡的尸检报告做一次审核。
这次他们请来了慕尼黑的一个鉴证法医，在重新研究了验尸报告和现存样本之后，这个鉴证法医提出了他的意见。
他认为克朗巴赫注射的药剂十分可疑。这个药剂如果在进食后注射的话，会产生呕吐昏厥发烧等副作用，甚至有可能会引起呼吸暂停或心脏衰竭。
而在卡琳卡的肺部和气管中发现的食物残渣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接受注射后，她可能出现了过敏性休克，失去了知觉，但同时食物返流，进入了她的气管和肺部，发生了呕吐物窒息。
也就是说，她是因为呕吐造成食物进入呼吸道，而被憋死的。
之前，因为克朗巴赫有意或者无意的提供了不准确的注射时间，从而误导了警方的判断。
但从她的身体情况来看，她的免疫系统没能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这说明她的死亡过程非常短暂，「几乎是立刻发生的」。
这说明什么呢？班博斯基的理解是，这说明她的死亡与注射有直接关系。
但是鉴证法医依然没有对卡琳卡是否在死前遭受过侵犯给出结论。他与原验尸官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原验尸官坚持认为隐私部位的撕裂是死后造成的，至于为什么，他不知道。
鉴证法医则认为不能就此认定。根据第一次验尸时拍摄的照片，他和原验尸官都认同卡琳卡的隐私部位发生过穿透，但并没有彻底破裂。所以无法就此下结论是否有过侵犯，他必须要检查尸体才能确定。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一年，班博斯基的律师设法说服了当地的警官对案发时在家的几个家人进行问讯。其中包括他的前妻，卡琳卡的弟弟尼古拉斯，还有克朗巴赫从上一段婚姻带来的两个孩子。
有意思的是，被问到。克朗巴赫到底是什么时候给卡琳卡注射针剂时，大家的答案都不一样。
唯一达成共识的，就是在吃完饭后，卡琳卡的状态并不差，丝毫没有出现中暑或者头部不舒服的症状。
克朗巴赫的女儿坚持表示她亲眼看见了她爸爸给卡琳卡打针（也就是注射针剂的时间，和死亡时间隔了很远，针剂与死亡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前妻则说，她没有看见打针的过程，不过她觉得应该是吃完了晚饭之后。她和小儿子尼古拉斯都表示卡琳卡跟平时没有任何不同，去睡觉前也很正常。
在收集了这些新的证据后，班博斯基的律师向法庭提出重开调查案，但很快再次被驳回了。
检控官说，这些证据还是不足以支持死亡有问题的说法，宣布关闭调查，几天后，他的上级慕尼黑的总检察官对这个决定签署了同意书。
他们从来没有给出过任何正式官方的说明：为什么在这些证据之下，依然放过对案件和克朗巴赫的调查。
事后在进一步挖掘的时候，班博斯基才知道，那天早上来到现场的急救人员在宣布卡琳卡正式死亡之后，根本没有通知警方，所以警方未能第一时间勘查现场。
不仅如此，他们来到现场后，还在克朗巴赫的坚持之下，草率的签署了死亡证书，就把卡琳卡的尸体送去了殡仪馆。殡仪馆很快的清理了她的遗体，同时也就洗掉了她身上残存的痕迹和证据。
检方无法否认这些过失，如果继续追查下去，警方的无能和失误也都将被公之于众。而克朗巴赫在当地是受人尊敬的医生，直到多年后都有老病人依然相信他的医术和人品。加上作为旅游城市，发生杀人案毫无疑问的将给当地经济带来极大的打击和影响，
这些有可能都是当地庇护克朗巴赫的原因。
1983 年。
德国警方宣布，这个案子正式结案。
这意味着从德国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不用再提了。对克朗巴赫来说，他也从此安全了。
这其实并不是他第一次面临如此险境，也并不是第一次逃脱嫌疑。
1960 年 25 岁的克朗巴赫与第一个妻子，15 岁的莫妮卡开始恋爱。那时他刚从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毕业。
1969 年时，24 岁的莫妮卡突然身患重病，一夜之间失去了视觉，也说不出话来，甚至瘫在床上无法动弹。
克朗巴赫力排众议，拒绝法兰克福医院专家的会诊意见，坚持给她注射了一管针剂，针剂中含有一种蛇毒，几个小时后，莫妮卡死于动脉血栓。
在那之前，没有人知道克朗巴赫经常家暴妻子，而且私下威胁要杀了她。也没有人将那管针剂与她的死亡关联起来。
医院的死亡证明上只是说，动脉血栓阻止了基底动脉向莫妮卡的大脑输送血液，从而造成了死亡。
可是动脉血栓是怎么形成的呢？
要知道，克朗巴赫医生一直以药理和内科为他的专长。
1983 年 9 月 30 日，女儿死亡第 447 天。
他走上啤酒节的街头为女儿喊冤，结果是自己锒铛入狱
克朗巴赫与前妻这段经历直到后来才被班博斯基挖了出来，他怀疑这个医生其实早就是用针剂害人的惯犯。
在卡琳卡的案子被截断后，克朗巴赫的生活恢复了正常。依然是风流倜傥德高望重的医生，诊所照样有病人排长队。
班博斯基却不可能象过去一样继续生活下去。
1983 年 9 月 30 日，正是 Lindau 市一年一度的啤酒节，游客如织热闹非凡。
他带着 2000 多份打印的传单，孤身从法国乘车来到 Lindau，走到游客人群中，挨个散发传单。
传单上印了卡琳卡的照片，还有愤怒悲伤的文字：「迪特尔.克朗巴赫是个杀人犯，1982 年 7 月 10 日他侵犯并杀害了我的女儿。可是当局却掩盖了他的罪行。请帮帮我，我要为女儿寻求正义！」
人们用奇怪疑惑的眼神看着他，有的人接过了传单，有的人则干脆地拒绝了。他的悲愤在很多人的眼里看起来象一个绝望的野兽在无谓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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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时后，克朗巴赫的儿子和女儿带着警察过来逮捕了他。
然后他以毁谤名誉罪被起诉，必须交出 2000 德国马克或者 1000 美金的赎金才能放他出去，不然就要关押在拘留所里，直到出庭。
3 个月后，他被缺席审判，被判处 6 个月徒刑， 或赔偿克朗巴赫 50 万德国马克（价值 15 万英镑）的罚金。
「这就是代价。」 班博斯基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脸上带着疲惫。
而这个判决使他在接下来 5 年内都不能踏足德国一步。
不过他并没有被这个打击击垮。他设法弄到了一本 Lindau 市的黄页，上面是所有市民的电话和住址。他把剩下的传单用邮件寄了过去。
「没有什么能让我停下来，」 他重复了一遍，「我不会停下来，直到正义实现。」
1984 年 4 月。
记者为他们写了个专稿，这个案件第一次受到大众媒体关注。
班博斯基的举动引起了德国一个记者的注意：「德国医生的法国妻子带来的女儿意外死亡，亲生父亲指责继父是凶手」。他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记者首先采访了母亲丹妮尔。
令他有些意外的是，孩子的母亲并没有对这个事情表现出多少悲痛或者愤怒，相反，她流露出无比的厌倦：「我受够了，这事儿还有完没完了？」
当记者追问她的看法时，她睁大了漂亮的栗色的眼睛：「我相信我的丈夫是无辜的，他是个好人。」
这里她提到的丈夫是克朗巴赫医生。
接着他采访了班博斯基。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班博斯基的个性非常有意思，如果不是卡琳卡的意外，也许他一辈子就是个埋头跟数字打交道的会计。但女儿的死，激发了他性格中的固执和顽强。
他并不容易激动，在聊起案情时，他显得平静而有条理，只有在说起女儿的死状时，才出现了情绪的起伏。
转过身记者又去采访克朗巴赫，他自我介绍是杂志社的记者。医生冷冷地甩出一句：「班博斯基是个疯子。」 然后就关上了房门。
在这个报道的结尾处，记者总结道：
「现在故事里有三个人，一个人坚持另一个就是凶手；而另一个人说这人是个疯子；还有一个人说别把我牵扯进去……
无论事实发生的经过如何，都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证明，他们三个人中谁在说谎，而谁在说实话。」
另外，记者后来补充说，几年后因为克朗巴赫多次出轨，丹妮尔也跟他离了婚。不过在接下来的 5 年里，她依然跟他保持着亲密的联系，而且也一直坚持相信他是无辜的。即使这个时候他已经跟第四任妻子结婚了。
不过克朗巴赫的第四段婚姻也没持续多久，虽然这一任妻子也比他年轻了 20 多岁，两人在 2 年后依然因为他的频繁出轨离了婚。
然后克朗巴赫又娶了第五任妻子。
其实从他们的这些狗血情事中，应该可以窥探到一些他俩的性格特点。
在我看来丹妮尔这个人是非常自私的。她和她喜欢的克朗巴赫一样，把自己的快乐看做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无论是作为母亲，还是作为妻子，她用一种几近盲目的天真来掩饰自己自私的本性。
她爱女儿吗？可能也是爱的。但是显然不如对自己的爱那么强烈那么深沉。
也说明，成为父母并不意味着会更加在意孩子。自私的人不分男女不论身份，与这个人是父亲还是母亲也没有关系。她只在意她自己。
而克朗巴赫显然是一个欲望至上的人。
也许是小时候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经历，让他更加喜欢寻欢作乐，更加缺乏对他人的尊重。
他的几任妻子都是 20 岁上下的年轻美女，而即使是美女也不能使他停下猎艳的魔掌。而这个特性也决定了他的命运。
1984 年，女儿死亡 540 天后。
向法国法院起诉克朗巴赫！希望法国能主持正义。
德国那边的路走不通了，有人提醒班博斯基，虽然凶手是德国人，但女儿卡琳卡是法国人，所以法国警方对这个案子也有司法管辖权。
如果证据充分的话，法国警方有权对凶手发布国际逮捕令，也有权审这个案子并且做出判决。
德国人治不了他，法国人可以！
醍醐灌顶！班博斯基立刻雇了一个法国律师。
他们向法国的法院提交证据，提起了对克朗巴赫的诉讼。他相信祖国会给自己和女儿撑腰，以国家的力量对抗 Lindau 市的不作为。
有了这个诉讼，法国法庭向德国警方提出配合调查的请求。但德国方始终不太配合，一直找出各种理由推诿。
1985 年，女儿死亡 906 天后。
他们不得不把下葬了两年的卡琳卡又挖出来，重新验尸。
直到 1985 年，卡琳卡死亡的 3 年半之后，德国警方终于回复了班博斯基追查失踪器官的要求：
他们找不到那些器官，大概是早就把它们送回法国随着卡琳卡的尸体下葬了。
这意味着如果要追查下去，就必须要打开女儿的棺木。
班博斯基咬咬牙，提交了开棺申请。他看着巨大的挖掘机翻开泥土，就像胸膛被再一次撕裂，血淋淋的暴露在空气中。
然而，在棺木里并没有失踪的器官。
那些能确定卡琳卡是否被侵犯的器官，如此重要关键的证据，神秘地消失不见了。
但是德国警方并不在意「为什么会不见了」，反而觉得这还给他们省了事儿。
大手一挥再次决定：缺乏关键证据，不用再调查下去。
看到这里，你的心里多半也跟班博斯基一样，非常纳闷为什么德国警方会如此偏袒庇护这个衣冠禽兽。
一开始班博斯基怀疑是不是有官方介入？比如当初克朗巴赫在德国使馆做医生的时候，是不是建立起了什么特殊的人脉，甚至怀疑过他是不是德国的特工，所以才会被如此特殊照顾。
但是后来，在反复研究德国法律之后，他才逐渐意识到，这其实是德国官方的惯常做派。
德国的法律设置非常维护本国公民。当有涉及本国公民与外籍人士的纠纷时，德国法律一定是维护自己人的。
比如如果德国人与外籍配偶离婚，孩子最后判决一定是归属德国人一方。
在卡琳卡的这个案子上，除了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官僚主义和地方警力的无能之外，德国政府的护犊子心态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倒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认准了克朗巴赫是无辜的，而是他们不愿意为了外国人去费力气调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那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988 年，女儿死亡 2001 天后。
病理学家得出结论：她死于窒息。
德国警方各种推诿抗拒，让班博斯基决定用自己的力量继续往下挖。
在法国律师的不断施压之下，1988 年的时候，德国警方终于勉为其难的把当时尸检时留存的样本寄到了法国的法医鉴证科。
当时德国的两位验尸官把卡琳卡的心脏，肺部和皮肤切成薄片，保存在石蜡和氯仿里。但是他们却莫名其妙地丢弃了她的血液试管，这也就意味着，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和条件对她进行毒素测试。
在这样的情况下，三位法国病理学家却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虽然目前所有的证据不足以提供一个确切的死因解释，依然可以证明卡琳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出现了食物返流到呼吸道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她的昏迷，进而导致了致命的呼吸障碍。
他们都认为这种窒息状态与注射针剂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因为缺乏血液样本，他们无法建立起针剂与窒息的直接联系。
其实这个结论与当初那位来自慕尼黑的鉴证法医所得出的报告是一致的，但他当时的结论却被德国检方认为「证据不足」而摒弃不用，这次法国的检控官却认可了这个结论。
这是女儿死亡多年后，班博斯基第一次看见正义的曙光。
1993-1995 年。
法国法院进行了缺席审判，虽然罪名成立，但距离正义依然遥远。
1993 年 4 月 8 日，法国检控官以「Voluntary homicide（故意谋杀）」的罪名起诉了克朗巴赫。
起诉书上说：「综合以上证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克朗巴赫给受害人注射了致命的针剂。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疗，而是为了杀死她。」
检控官要求德国警方立刻逮捕克朗巴赫，并且将他引渡到法国来接受审判。
德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本来在战后德国宪法就有规定，反对将德国公民引渡到其他国家受审。虽然宪法补充说，如果德国的法律原则得到合法保障和尊重的话，可以做出司法特许。但卡琳卡的这个案子，却没有成为这个例外。
从 Lindau 市的检察官和法官，到最后柏林的司法部长，都态度坚定地表示：德国法医对卡琳卡的死因没有定论，克朗巴赫医生的专业背景也应该受到尊重，卡琳卡的亲生母亲也坚决维护丈夫的清白，所以德国当局对 1983 年当地检察官结案的决定表示支持。
既然德国不认为克朗巴赫有罪，自然就不会引渡他到法国受审。
于是在 1995 年 3 月 9 日，起诉了将近 2 年后，法国法庭对克朗巴赫进行了缺席审判，他的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 15 年徒刑。
但这对班博斯基来说，只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胜利，因为虽然有了判决，杀害女儿的凶手并没有真的被绳之以法。
对克朗巴赫来说，作为德国公民他是无罪的，且被德国司法保护着。他依然住在湖边的房子里，继续好好的当着医生。他在当地社区的地位和生活没有受到一丁点儿影响，照样每天早上出去骑马，傍晚时分去湖里玩帆船。
甚至他还反手把法国又告上了欧洲人权法庭，认为缺席审判还给他定罪，侵犯了他的权利。
其实此时两国的态度和处理都十分微妙。
一方面长期以来德国和法国之间存在着多年积怨和竞争关系，而另一方面当时的欧洲却正在试图统一货币建立欧盟。
对克朗巴赫的审判从某种角度来说，更像两个国家在桌面之下互不妥协的较劲：结盟统一虽然是大势，但各自国家的司法独立却依然不可侵犯。
所以法国这边兀自做出判决，德国那边抵死不认。但同时面子上又要过得去。作为欧盟最关键的两个成员国，为了不影响两国关系，法国司法部长决定不对他颁发国际逮捕令。
至此，这个案件无论是对德国来说，还是对法国来说，都已经是本合上的案卷，你要的正义已经给你了，至于凶手不能真的受到惩罚，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这个，却是班博斯基不能接受的结局。
1997 年。
医生因为性侵被逮捕，却又被释放了。
也许是德国司法部和外交部的坚持，给克朗巴赫医生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安全感，也或者就是他无法控制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冲动，他变得更加胆大妄为。
1997 年 2 月 11 日的下午，一个名叫劳拉的 16 岁少女推开了诊所大门，她约了克朗巴赫做内窥镜检查。
按照规定，这种检查必须有护士或者助手在场。那天恰好助手去吃午饭了，只有克朗巴赫一个人在办公室。
他热情地把女孩儿领到检查的房间，让她在床上躺下，开始温柔地向她解释检查流程：检查可能会有点儿疼，所以他需要给她注射一种静脉麻醉剂，需要她知情同意。
这时克朗巴赫已经是 60 多岁的老男人，头发也变得灰白。但是他斯文温和气质儒雅，彬彬有礼的态度，令人情不自禁对他产生信赖的感觉。
在被注射针剂后不久，小姑娘就失去了知觉。当她醒来的时候，却惊恐地发现，那个看起来慈祥可靠的老男人脱光了衣服，爬到了自己身上。
她吓得想尖叫，想反抗，却发现浑身无法动弹，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当一切结束后，克朗巴赫开车把她送回家。甚至连多看她一眼都没有。
事后有人分析为什么他会如此嚣张，应该不仅仅是他仗着自己是医生的高贵身份，还有一个因素，是在当时的德国社会，对女性其实颇有歧视。所以他内心很笃定，小姑娘应该不敢去报警，不然她的名声就毁了。
没想到小姑娘非常刚，回家就告诉了父母，然后父母立刻报警。老禽兽回到家还没来得及洗澡，警察就已经上门抓人了。
当天晚上就有记者打电话给班博斯基报喜：「你对克朗巴赫进监狱怎么看？」 搞得他一时间还以为是德国司法部门终于良心发现了。
克朗巴赫医生被逮捕后，在当地引起了热议。忽然一下冒出了 6 个证人，举证自己也曾经被他借检查身体的机会侵犯。但因为害怕被社会舆论指摘，或者因为被注射了麻醉剂，自己只能暗自怀疑，一直忍着没敢发声。
从这些证人的证词可以看出来，克朗巴赫医生是借医术犯罪的老手。每次都是打着帮助治疗的旗号，给受害人注射针剂，在对方失去知觉后实施侵犯。
不过克朗巴赫的律师指出，这六位证人只提供了证词，并未提供证据。所以法官对她们的证词不予采纳。
最后还是原告小姑娘勇敢地出庭作证，加上她身上取出的体液证据，让法官判决克朗巴赫「侵犯未成年」罪名成立，立刻取消他的行医资格。
但神奇的是，法官又补充道，因为克朗巴赫没有犯罪记录，历史清白，在社区中有良好的声誉，所以本来应该坐 30 年牢的罪名，却只给他判了 2 年缓刑，立刻释放。
这个令人意外的结局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应，许多人在法庭外举牌抗议判决不公。
克朗巴赫怕了吗？才没有！
班博斯基也旁听了庭审，宣判后他站在法庭外的走廊上，压抑着愤怒注视着又一次逃脱了惩罚的仇人。克朗巴赫面带不屑，迎着他的目光，昂首阔步地走过去。
「那人是个疯子，有病。」 在庭外接受采访时，克朗巴赫轻蔑地回应记者的追问，「他脑子有病才会觉得我上了他的女儿。我用得着吗？我有老婆好吗？卡琳卡的妈妈已经能满足我了哈哈哈。」
1997 年底。
15 年过去了，电视台做了一次专题节目全国范围播放。
虽然克朗巴赫又一次逃脱了法律，这个案子的影响却比他想象中更大一些。德国的一个电视主持人特意跑来采访，打算以此做个专题节目。
主持人没想到的是，乍一接触，克朗巴赫居然连她的主意都打，说话的时候一直色眯眯地用言语挑逗。
面对镜头他也丝毫没有一点畏怯，而是眉飞色舞地讲述自己有多么资深专业，多么受欢迎。
那些跳出来指证他的病人们，其实都是因为仰慕他，爱而不得。
那个 16 岁的小姑娘？她是自愿的。她自己主动脱掉了衣服。
主持人当时都惊了：「你不是说做身体检查吗？她才会脱掉衣服啊。」
克朗巴赫耸耸肩：「可是她也没有反对和我亲热。」
「你问她了？」
「没有，她没说话。我觉得她没有说不，那就是同意了。小女孩儿都很害羞的嘛，哈哈。」
主持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给她下了药啊，她失去了知觉，能怎么对你说不？」
克朗巴赫满不在乎地笑了笑，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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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采访时嬉皮笑脸的克朗巴赫
这个访谈节目我看了片段，面对镜头，克朗巴赫态度轻佻，侃侃而谈，对自己为欲望所操纵去伤害别人的做法，满脸都写着得意和自喜。仿佛他不是在犯罪，而是在施恩。
主持人都被他搞困惑了，摆在眼前的照片和文字都是证据，为什么他能如此堂皇地视而不见。
有这种态度的不止克朗巴赫一个人。
他的前妻，卡琳卡的亲生母亲，在被喊去法国作证时，依然表示克朗巴赫是个好人，他根本没有必要对女人用强。因为他那么潇洒迷人，只有别的女人往上扑的份儿。
这时距离女儿卡琳卡离开人世已经过去了 15 年。
1999 年，女儿死亡 17 年后。
班博斯基辞去了工作，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追捕仇人的这件事上。
德国拒绝引渡克朗巴赫，法国又没有颁布跨国通缉令，想要让他进监狱，只能等待克朗巴赫离开德国的时候，才有机会逮捕他。
班博斯基开始想其他的方法把他弄到法国。这时候他已经 60 多了。
这时的克朗巴赫因为被吊销了行医执照，不能继续在自己的诊所里行医。但他毫不在意地拿着执照的复印件，开始到其他的诊所里去做轮班医生。
他找出各种借口延缓提交原件的时间，然后从一个诊所换到另一个诊所。因为德国大部分诊所并没有联网，对医生的资质考察也没那么严格，所以他还是能继续以内科专家的身份接待病人。
但也因此，他需要经常到别的城市，甚至隔壁国家出差。
所以，如果能趁他踏上他国领土时抓住他，再引渡到法国，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审他了。
班博斯基把法国法庭的逮捕令，还有报章的剪报等等做成海报传单，拿到德国与奥地利和瑞士的边境海关张贴，散发。
他在海关的人群中拦着过路的旅人，请求他们关注这个案子，如果看到照片上的那个人，请报警或者举报。
这个时候他的头发早就已经全白。与依旧风度翩翩的克朗巴赫不同，他的脸上早已爬满皱纹，更是满面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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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穿着件款式大众的夹克，略微佝偻的老人，抱着传单在大厅里散发。有时候急于赶路的人们会粗暴地把他推开，即使是抱有同情的人，有时候也会拿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他。
2000 年初。
克朗巴赫在越境的时候被奥地利海关扣留。
奥地利政府通知班博斯基：「我们抓到了他，已经开始办理引渡手续了」。
然而克朗巴赫的律师拦住了奥地利：审判是法国做的，他是德国人，德国已经宣布了他无罪，现在又是从德国进入奥地利，那凭什么用法国的判决结果来引渡他？
奥地利：好吧，放人。
2001 年，女儿死亡 19 年后。
人权法庭却为医生翻案。
记得之前克朗巴赫拒绝接受法国的审判，还反手将他们告上了人权法庭吗？
2001 年，欧洲人权法庭宣判，他们判定，因为法国审判克朗巴赫时，被告未能到场（虽然是他自己拒绝的），无法为自己辩护，所以法国做出的判决是违法的。
最后，他们判处法国政府需要拿出 10 万法郎或者 2 万美金，赔偿给克朗巴赫。
也就是说，克朗巴赫非但不需要坐牢，还捞到了一大笔钱。
为此，法国甚至修改了法律，于 2004 年颁布的新法律，为从国外引渡罪犯回国受审扫清了障碍。
但是德国依然不为所动，祭出百年不变的理由：案子已结，不予批准。
对很多人来说，时间是愈合一切伤口的解决办法。但对班博斯基来说，他就像一个被困在时间里的人，在最后实现正义之前，他就走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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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连他自己的爸爸都在劝他：「放手吧，这样追踪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事实也是如此，法国这边已经做了能做的，而德国那边堵死了一切可能。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还能做什么？
他顽固执拗地不肯放弃，甚至得罪了不少为他好的朋友。
为了呼吁法国官方继续介入，他曾经大张旗鼓地搞了个抗议活动。点名道姓的指责法国的司法部长和高级法官们与德国人沆瀣一气，又腐败，又无能。这个举动使他的律师解除了代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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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活动中他们用毛巾捂住嘴，暗示官方对他们的运动禁言
他的律师弗朗索瓦·吉博在法国颇有地位和声誉，是法国最受尊敬的法理学家之一，从 1986 年开始就为他四处奔走斡旋。
但班博斯基的这个举动把自己放在了与法国官方的对立面上，而律师还得在法律界混饭吃，无法承受被这个行为携裹，「我实在不能被这种情况牵扯进去，毕竟以后还得上庭面对那些法官们呢。」
不过律师还是表达了对他的敬佩和折服：班博斯基不是一个被愤怒和悲伤冲昏头脑的人，他非常地清醒和有条理。事实上，杀了克朗巴赫都要比将他绳之以法容易得多，那样你只需要对付他一个人，但他现在面对的，却是两个国家。
班博斯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不为所动。
他自己建了个网站，把收集到的材料整理好了放上去，定期更新；同时不断地给法官，议员，检控官和其他官员们写信，督促他们想办法与德国交涉。
这大概是他在女儿死后，最黑暗最艰难的一段时光，希望是如此地渺茫，而他也已经从壮年走进了老年。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幸运地遇到了一些人。
他的女友从得知噩耗的那一天起，就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非常巧的是，她的名字也叫丹妮尔。
还有由邻居，朋友，许多陌生人组成的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后来甚至跨国，发展到 1000 人之多。
他们有的仅仅是在沿途中得知卡琳卡的遭遇，或者在火车上读到报道的乘客，又或者是无意在互联网上搜索到网站的网友。甚至还有海关的警察们。
为什么？
「可能有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早就放弃了吧？但是他没有。」 一个接受采访的警官若有所思的解释道：「他象唐吉坷德一样，抱着他的海报就像抱着一杆枪，无论遭到多少拒绝或者嘲弄，都顽强地继续往前冲。」
「他在做一个爸爸为了孩子能做的一切。」
2006 年。
终于出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德国一个边境小镇的一个女病人按照约定去诊所看病，意外得知她的主治医生几个月前在诊所上吊了。然后护士安抚她说，别担心，我们找了一个很棒的医生来临时替代他。
可是女病人觉得这个新医生哪里说不出来怪怪的，回到家就搜了他的名字，这时之前的那个纪录片跳了出来，而且还有他被吊销行医执照的新闻。她一下就认出了克朗巴赫医生。
看完纪录片后女病人气愤不已，立刻把他举报给了医师协会，还报了警。
但克朗巴赫早已在隐隐觉察到不对时，一溜烟消失不见了，让警察扑了个空。
这个女病人非常执着，觉得放任这种人去冒充医生执业会危害社会，又回去上网搜，搜出了班博斯基的联系方式，连夜写信告诉他这个情况。
班博斯基立刻把自己查到的信息告诉她：克朗巴赫住在附近城市的一间公寓里。
然后女病人又把这个消息转告德国警方。
这次属于内部矛盾，德国警方一点儿没耽搁，立刻上门逮捕了克朗巴赫。调查后发现，在 6 年间他居然用执照复印件在 28 个诊所里行过医。
在他等着上庭期间，法庭给他派了两名心理医生检查他的心理状况。
心理医生说，这个被告习惯了说谎，也习惯了长期生活在谎言当中，虽然他能很好的分辨现实与谎言，依然会因为过于自恋而不断的创造出新的谎言。他非常的迷恋性快感，个性上相当自以为是，而且相信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
这个时候的克朗巴赫已经结束了第五段婚姻，他承认在过去的生活中有过一系列出轨行为，包括最近一次与清洁阿姨的 16 岁外甥女发生关系。
当被问及具体的过程时，他一边承认自己给对方注射了镇定剂，或者喂服了安定片；但一边又坚持对方是「自愿」的。
心理医生说克朗巴赫表现出心理压抑和下意识否认现状的情绪，他会尽量掩饰自己的弱点，回避冲突迎合他人，同时修饰美化自己的现实。
有意思的是，心理医生还指出，克朗巴赫有强迫症。但是他的强迫症不是体现在必须洗手或者摆放东西上，而是体现在他必须不断骚扰病人和同事上。
也就是说，他对那些女病人和少女的侵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疾病。
他就是忍不住要干这种事，才能获得心理的满足。
所以心理医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加监控和治疗就让克朗巴赫回到诊所或者其他医疗环境的话，他肯定「旧病复发」，再次犯下同样的罪行。
此时，克朗巴赫被起诉的罪名其实并不是侵犯，而是无照行医。但是考虑到心理医生的证词，法官终于给他判了罪名成立，入狱 2 年零四个月。
这次的审判班博斯基当然也不会缺席。他坐在旁听席上，冷冷地看着克朗巴赫被带走，心里却没有多少胜利的喜悦。
这个判决只是证明了克朗巴赫本质上是个禽兽，但没有让他因为对卡琳卡的犯罪而受到惩罚。
对一个父亲来说，说不上是个胜利。
2008 年 6 月，女儿死亡 26 年后。
局面变得更加紧张微妙起来，他的时间不多了。
克朗巴赫在坐了 18 个月的牢后，提前出狱了，他回到了德国与奥地利相邻的 Scheidegg 市。与此同时，班博斯基的小情报网也立刻启动。
6 个月后，班博斯基听到消息说，他又开始在各个诊所里当游医。但是因为无人举报，德国官方也就无动于衷。
班博斯基 一边想办法继续活动，一边不敢放松对仇人的监视，但是他越来越感觉到，几乎所有的官方途径他都试过了，很难再找到新的办法把克朗巴赫带到法国受审。
而根据法国的法律，到 2012 年时，也就是卡琳卡被害满 30 年时，就到了这个案件的追溯期。
也就是说，过了这个时间点，就算把克朗巴赫弄到法国来，也不可能用法律惩罚他了。
而克朗巴赫却可以反过来告他诽谤，侵犯名誉和人权等等。以克朗巴赫连着几次把法国政府告上人权法庭的德行，这个可能性可不小。
如果这样话，这件事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坏人逍遥法外，反而是他不仅将被迫关闭网站，被迫公开道歉，甚至从此世上将抹去与卡琳卡被害有关的一切。
他意识到：「显然法国政府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了，德国政府更加什么都不会做。那么只有我，只有我为我的卡琳卡做点儿什么！我必须行动起来！」
他想过杀死克朗巴赫吗？
不，杀死克朗巴赫并不代表实现正义。
对班博斯基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让仇人死去，而是让他接受法律道义的审判。
在又一次去德国探听情况的时候，他发现克朗巴赫租住的公寓门口，插上了一个卖房的牌子。
一打听，原来克朗巴赫觉得自己在德国没什么发展，已经接受了非洲的一份工作邀请，10 月底就要走了，所以房东干脆把房子放上市场卖掉。
这也意味着，他将永远失去克朗巴赫的踪迹。
眼瞅着时限越来越近，他内心也越来越焦灼。
马上就要走投无路了，他没有别的选择，可是又必须尽快行动起来。
他揣上了 2 万英镑，跑到德奥边界的酒吧里蹲着，放出口风：有偿请人把克朗巴赫给绑到法国来。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快有人来与他接触，但是这个人拿了钱就跑了。接着又来了第二个人，接着这第二个人也销声匿迹了。
2 万英镑就这么打了水漂。
2009 年 10 月，追溯期还剩 3 年。
一个男人说：「我可以帮你」，这是他最后的希望。
他绝望了吗？现在没有时间去绝望，他只能守在德奥边境上，继续寻找机会。
10 月初的一天早上，酒店的电话铃吵醒了他。电话那头的男人自我介绍名叫安东。
安东是个科索沃人，平时惯说俄语。但他在奥地利长大，现在在这个边境城市的一个酒吧里当酒保。
酒保的消息特别灵通，安东听说了班博斯基的事儿，也听说了他被骗 2 万英镑的经历。
安东在电话里对他说：「我可以帮你。」
他们两人约在了一个公园的长椅上见面。那是班博斯基第一次见到安东。
安东看起来清瘦精干，长发扎成马尾绑在脑后。
两个人在长椅上并排坐下，中间隔着大概一人的距离，安东用班博斯基正好能听见的声音说，「我也是一个父亲，我帮你把他给抓过来。」
班博斯基一时间不知道是该信还是不该信，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想了半天，他首先问安东，你要多少钱？
安东笑了笑，我不要钱。我干这个也不为了钱，是为了卡琳卡。
他说自己与当地的俄罗斯黑帮有点儿关系，可以找两个人一起去德国，剩下的就不用班博斯基管了。
班博斯基听了之后问他，「那我能为你们做点儿什么准备呢？」
安东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都不用，这事儿你知道的越少越好。到时候我会再跟你联系的。」
他拿走了克朗巴赫的地址，最后还是在班博斯基的百般坚持之下，才收了一笔钱。他说这个钱主要是给那俩个帮手的。
2009 年 10 月 7 日。
奔赴 250 公里的跨国绑架。
一周后的 10 月 17 日晚上，安东开了他姐姐的车，叫上了俩个俄国人，往德国进发。
这辆车的后车窗贴了深色的车膜，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情景。那天的天气也很好，秋天的夜晚空气清凉，一切都很平静正常。
他们开到了克朗巴赫家门口街对面停下。
本来商量好了一个人上去敲门，把门骗开。可是这会儿一看，发现医生还没回来，家里的灯都灭着。于是三个人只好在车上等着。
一直到 9 点，才看到克朗巴赫的车开回来，在街边停下。他又磨磨蹭蹭了半天才下车，走到家门口停下在口袋里摸钥匙准备开门。
这时那俩俄国人已经悄没生息地摸到了他的身后，一个人用胳膊箍住了他的脖子捂住了他的嘴，另一个直接给他的肚子来了一拳，又对着脑袋狠揍了几下。
74 岁的克朗巴赫哪儿承受得了这个，连痛呼喊不出来，就捂着肚子软倒在地上。
两个俄国人很利索地一个人抬胳膊一个人抬腿，把他塞进了车里。然后用胶带将他的嘴封了个严严实实，再把他的手脚都给捆了起来。
这整个过程连贯流畅，前后不超过 10 分钟，虽然街边都是住户，却没有一个人听见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三个人带着克朗巴赫一溜烟就奔法国来了。
可是没多久，他们发现刚才可能下手太狠了，也或者是嘴上的胶带封的太严，克朗巴赫看起来有点儿奄奄一息。
两个俄国人嘀咕了一下，决定给他把嘴上的胶带取了，让他透透气。
刚撕下胶带，克朗巴赫惨叫一声，立刻就不停地追问，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杀了我吗？我可以给你们钱，我可以给你们五万欧元！！！
他一边挣扎一边不停地絮叨，放了我吧，别杀我。三个人不胜其烦。
最后其中一个俄国人受不了了，他也不懂德语，直接掏出刀子，捏住了克朗巴赫的脸作势要割下去，嘴里用俄语威胁他：「你闭不闭嘴？你不闭嘴我就割了你的鼻子！」
虽然克朗巴赫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被这个架势吓得又是一顿求饶。
那个俄国人简直被他烦得不行，大喊着说，「他如果再不闭嘴，我就要宰了他！！！」
安东本来在前面开车，这时不得不把车停到一边，把那个快被吵到失控的俄国人揪下车。从口袋里掏出一万欧元丢到他身上：「你自己走回去吧。」 说完开着车一溜烟走了。
那个俄国人一个人被丢在德法交界的高速路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最后骂骂咧咧地走了一路才搭上回家的车。
安东一边往法国开，一边琢磨必须速战速决。留着这个祸害在车上，终究不是个事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最近的法国警察局，把他给撂下就行了。
他沿着高速一路看下去，发现最近的城市就是 Mulhouse。
10 点的时候，正准备睡觉的班博斯基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是个女人，虽然说的是法语，却带着德国口音。他到最后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女人跟他说，收拾一下，准备去 Mulhouse。
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他心里也有种预感。立刻订了一张最早的机票去 Mulhouse。
5 个小时后，一直辗转反侧的班博斯基又接到了她的电话，「克朗巴赫到了 Mulhouse，在海关附近。你跟警察局打个电话吧。」 说完不等他追问，就挂了电话。
班博斯基立刻给 Mulhouse 的警察局打电话，他本来觉得，警察们接到这么没头没脑的一个电话，可能会觉得他有病吧。没想到接电话的警察说，刚才有个人给他们打了个同样的电话，他们已经派人去现场了。
20 分钟后，凌晨四点，警察把电话打回来了：
「我们找到他了，他被揍惨了，血糊糊得像块牛排。」
2009 年 10 月 8 日。
他被以绑架罪名逮捕，但「我不后悔」。
而班博斯基在抵达 Mulhouse 的第二天，以绑架的罪名被逮捕了。在长达两天半的问讯中，班博斯基非常坦诚地回答了一切问题，坦白自己在这个绑架中扮演的角色。
「你认识安东·科兰斯基吗？」
班博斯基回答说：「我认识一个安东，不过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哪里。」
其实警察很快就抓到了安东。说起来也挺搞笑，本来绑架三人组应该是很专业的黑帮老手了，整个绑架过程也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但是第二天邻居在克朗巴赫的家门口发现地上掉着一副破碎的眼镜，一只鞋，还有些血迹，立刻报了警。当时他们还以为克朗巴赫死呢了。
然后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份写着安东.科兰斯基名字的电话账单。然后没有费吹灰之力就顺藤摸瓜的找到了绑匪。
当记者问班博斯基，「你想到自己会因为绑架罪被逮捕吗？」
他略微沉吟了一下说：「我其实并没有考虑到这么多。」
「那你现在后悔吗？」
他微微笑了笑，「不，我不后悔。这是我做过最不后悔的事情之一。」
克朗巴赫的律师也连夜赶到法国，要求法国警方立刻释放他的客户。法国当然毫不犹豫地回绝了这个要求，而且立刻就以杀害卡琳卡的罪名，再次起诉了克朗巴赫。
接着德国司法部向法国提出要求，引渡班博斯基和安东回德国受审。
在被德国拒绝了 20 多年后，现在轮到法国了。
不！！！法国警方说，我们将在法国对他们进行审判，是时候尊重我们法国的司法独立了。
2011 年 3 月 28 日。
最后的一个章节是审判。
克朗巴赫的律师做了 7 次尝试，试图阻挠案件开庭，但连续 7 次都被驳回。2011 年 3 月 28 日，这个案子终于在法国的司法宫正式开庭审判。
法国司法宫位于前圣路易斯王宫的旧址，建于 1860 年代，是巴黎最优雅的建筑之一。王宫外有着一扇装饰着精美金印大门，围墙内曾经是一所监狱，著名的玛丽王后在上断头台之前，就被关押在这里。
开庭的当天，司法宫外被媒体和围观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这也是近 30 年来，班博斯基第一次与前妻丹妮尔面对面，法庭上两个人都把对方当做空气，视若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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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出庭的丹妮尔
多年来丹妮尔一直坚持相信克朗巴赫是无辜的，认为自己夫妻二人是被前夫猎巫行动迫害的受害者。她觉得前夫对女儿的死如此纠结不放，并不是因为死亡本身有什么疑点，而是出于对他俩出轨偷情举动的报复。
那么这次为什么她会作为检方证人出庭呢？
是因为 2010 年的时候，也就是一年前，她得知当初克朗巴赫曾经为了有时间与隔壁一个 16 岁的小女孩儿偷情，多次在她的杯子里下药，才愤而改变了说法。
想到丈夫在楼下与少女寻欢作乐，而自己在楼上的卧室里昏睡不知，她感觉受到了极大屈辱。立刻为自己找了个法国律师做发言人。
律师代表她接受媒体采访说：丹妮尔一直被女儿的死煎熬着，她不懂德语，所以一切都依赖她信任的丈夫；她完全没想到他会辜负这份信任。舆论和外界对她有着深深的误会，其实她比谁都更想找出卡琳卡死亡的真相！
开庭的第一天，克朗巴赫的律师就丢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能替代法律行使复仇的权力吗？」
「克朗巴赫先生被一群暴徒绑架，殴打，捆绑在一个铁门上，差点儿被冻死！这是你们所追求的正义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哇！
事实上这场对克朗巴赫的审判，标志着欧洲各国有现代刑法以来，私人与官方之间历时最久，最为坚定的拉锯之战接近顶峰。
杀害卡琳卡的犯罪行为，最终只能通过绑架这样另一种犯罪行为来实现惩罚，不得不说这是对欧洲刑事司法系统的一个嘲弄与控诉。
历时 27 年之久的司法拉锯，只证明了一点：各国的司法系统啊，它们其实比受害者更善于保护自己，避免陷入麻烦。而受害者们的利益，也许还真的只能通过他们自己的手段来实现。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问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当你穷尽了一切办法，都无法通过正当手段实现正义时，你会怎么做？
当你被更强大的力量所阻扰压制，你会为了女儿走到哪一步？
坐在被告席上的克朗巴赫依然温文儒雅，虽然已经 76 岁了，对比起多年奔波，比自己还小两岁的班博斯基，他还是显得更有气质。
不过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老男人狡猾狡猾的。
在被问到对他有利的问题时，他就会很端庄亲切积极地回答，脸上带着诚恳的令人信服的微笑。
在被问到对他不利的问题时，他就会把手掌放到耳朵边，皱起眉头，做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用德语反复念叨：什么？什么呀？
法庭召唤了德国和法国双方的毒理学家和药理学家，对卡琳卡的样本做出分析和阐述，还喊来了最早对她的尸检报告做出分析的法医，以及 5 个法国法医学教授。
法医学教授作证时指出，根据照片来看，卡琳卡下体的撕裂伤，只可能是在她生前发生。这个说法否认了当时法医在尸检报告上说，发生在死后。
另外，他们还使用了一种在 80 年代尚未存在的技术，对卡琳卡的肺部和心脏样本进行了分析，在样本里发现了一种非常强力的麻醉剂成分。说明在案发的当晚，卡琳卡曾经被人下药，陷入昏迷。
检控官还从德国请来了 3 位克朗巴赫的病人出庭作证，她们分别说明自己曾经被注射麻醉剂后失去知觉，被他侵犯的经历。
接着，一个曾经在监狱里对克朗巴赫进行过检测的心理学家出庭作证。他从理论的角度解释了被告的行为逻辑。
他说克朗巴赫是个非常典型的自恋型患者。这种强烈的自恋和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驱使着他通过自己的魅力，或者「化学手段」来影响或者操作别人。所以他要不断地出轨，更换女友。
在能使用个人魅力去吸引女人的时候，他就会去调情，去勾搭。可是在个人魅力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或者懒得费时间精力的时候，他就会去下药。
头发花白花容不再丹妮尔也在证人席上提供了自己的证词。她描述克朗巴赫是个「Seducer」——也就是擅长玩弄女性的人。
说他有着强烈的愿望和欲望，一旦他想要，他就会不择手段地去得到。去引诱也好，迷惑也好，下药也好。而他选择了她，是因为她是个已婚女人，意味着更大的挑战和更强烈的刺激。
而且她也注意到，对克朗巴赫来说，他从来就无法抗拒十几岁少女的吸引。
越是禁忌，就越是迷恋。
在证词的最后，她泪水涟涟地解释说，过去的 29 年里，她从来没有追问过答案，但是现在那份最初的尸检的报告已经不能使她信服，所以她坐在这里，要求一个回答。
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这份请求来得不会有点儿晚么？
卡琳卡的弟弟尼古拉斯在证人席上问出了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针对的是他的继父，但我觉得也可以拿来问他们的妈妈：
「你们怎么能满足于当年那份没有解释的尸检报告？怎么能从未试图去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么多年，我从未见你们做过任何努力，为那天晚上的悲剧，为她的死而寻找答案。」
如果你们不是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从来不曾追究？
为什么？
答案也许其实很简单。
她的视而不见是为了回避。她不能接受自己抛弃丈夫再婚的选择，是找了个禽兽不如的男人，不能接受是自己的选择间接害死了女儿。
而他，是因为心知肚明事件的真相。
班博斯基认为，克朗巴赫是在侵犯女儿后给她注射针剂灭口。因为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会面临巨大的麻烦，所以干脆杀死了她。
不过我认为，那天晚上其实有可能是场意外。
也许因为夏天过去后，女孩儿就要回到亲生父亲的身边，他即将失去对她下手的机会。
所以那天晚上在大家都入睡后，他看到她的房间还亮着灯，进去找借口给她注射了针剂以帮助她入眠。
在她陷入昏迷后，他无耻地侵犯了她。然后才发现，她的昏迷不正常。
但这个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我认为克朗巴赫是个流氓，是个强奸犯，是个庸医，却不一定是个有意为之的杀人犯。
少女的死亡应该不是他后来注射的强心针引起，而是被麻醉后，尚未消化完全的食物返流，堵塞到气管，引起的窒息。
她是他的欲望的牺牲者。
2011 年 10 月 22 日。
庭审终结。
三位法官关到小黑屋里开始讨论。四个小时后，他们出来宣布，「因蓄意暴力行为造成意外死亡」罪名成立。
克朗巴赫被判刑期 15 年。
其实法官还是比较给面子了，这个罪名最高可以判到 30 年，他们给他打了个对折。可能也是因为他已经 76 岁，15 年都不见得能坐完。
法庭否认了克朗巴赫有故意谋杀的企图，也没有提到他是否对卡琳卡进行了侵害。不过班博斯基对这个结果已经感到满足了，他在审判结束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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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他自己和安东也要面临一场审判，如果罪名成立的话，有可能会入狱 25 年。
不过他不在意：「如果判我去坐牢的话，我就去。」 说着他的脸庞舒展开来，目光坦诚毫无回避。
安东那边也只是耸耸肩。「这算什么？如果是我的女儿，我会直接杀了他。」
在开庭前，班博斯基与安东在庭外遇见，他们俩停步站住，深深地注视了一下对方，然后班博斯基走上前去，与安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对他俩的审判也引起了媒体和社会极大的关注，报纸上大幅报道写着：
「这是一场他为了女儿，为了尊严，为了真相而进行的战斗，他像一个苦行僧坚持着自己的信仰。」
无论是民众还是媒体，都认为这次犯罪行为有着崇高的目的，这是作为一个父亲，绝望之下，愤怒之下，所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
最后法庭给了班博斯基一年缓刑，而实际操作绑架的安东，被判入狱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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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黑帮气质但现在又回去做酒保的安东
入狱后，安东的爸爸去监狱探监。
记者问他：「那你爸爸有没有骂你？」
他咧嘴笑了起来，「没有，他们都很为我感到骄傲。」
2020 年。
85 岁的克朗巴赫因为身体原因被提前释放。
他被批准返回德国，住进了一间养老院。
7 个月后，他死于器官衰竭。
班博斯基和爱人依旧住在法国的 Toulouse，他们的家距离埋葬卡琳卡的墓地只有 20 多分钟的距离。
在一切尘埃落定后，他带着一把风花去看望女儿。
「看见了吗，卡琳卡？答应你的事情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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