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癌症比胃病还好治

啰嗦几句，我的核心能力是编故事，但这个专栏都是取材于历年来读者们给我讲述的真实事件，属于半纪实性质，所以我就像在武林大会上被剥夺了兵器，非常被动。我要说的重点是，这次我呈现的故事不可能多么精妙，你就当我们是在茶馆聊天，你听我讲了些奇闻异事吧。

这次我讲个我自己经历的事儿。

很多读者都知道，我出生在齐齐哈尔依安县。小时候，我们镇上有个肖老师，身材矮墩墩的，在中学教语文，我对他的印象很单一，那就是大清早经常看见他在街上跑步，那姿势很有特点，端着两条胳膊，踢踢踏踏地朝前跺脚，其实速度比走还慢。

那时候我读小学一年级或者二年级，有一天听说肖老师得了癌症，肝癌还是什么，已经是晚期了，活不过三个月，我记得大人们纷纷感慨，说肖老师这个人多好多好，总之都觉得很可惜。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肖老师的身影一直没有消失，他每天早上都端着两条胳膊在街上踢踢踏踏地跑过，表情专注。冬天的时候他会戴着狗皮帽子，戴着口罩，虽然看不到五官，但一看那姿势就知道是谁。

最初的一两年，大人们还在说，这个肖老师就是心态好，而且坚持健身，看看人家活到了现在！后来渐渐就没有人再提起他那个病了。

直到我 19 岁参军离开镇子那一年，肖老师依然天天早上端着两条胳膊从街上跑过。我退伍之后去了西安工作，从此很少回老家，对他的结局就不怎么了解了。

说说另一个人——我前岳父。2001 年他患了喉癌，癌症分 0、1、2、3、4 期，不知道他属于第几期。那是个善良的老头，退休之前在一家中外合资的公司担任常务副总，一生清廉，经常帮助弱者，举个例子，他们公司有一对夫妻，都是工人，他们有两个孩子，当时算超生，结果有一年公司大裁员，他们双双下岗，东北本来就经济萧条，这等于断了他们的活路。他们跪求车间负责人，根本没用，后来有人给他们出主意，说我岳父是个好人，去求求他或许有一线希望。他们打听到了我岳父家的住址，然后就去了。我听说，那可怜的两口子站在我岳父的家里，都不敢坐，哭着说了他们的情况，我岳父对他们说，我不管这件事，不过我会帮你们说说情的。那两口子赶紧从口袋里掏出 1000 钱表示感谢，我岳父很生气，对他们说：你们都快吃不上饭了，还来行贿？赶紧拿回去给孩子买吃的！那两口子不敢再坚持，但也不肯离开，就那么不知所措地靠墙站着。我的前岳母也很开明，她对那女的说：这样吧，我家有一床被子刚刚洗了，还没有时间缝，你帮帮我吧。那两口子马上抱着那床被子乐颠颠地离开了。后来提起这件事，我岳母对我说：咱家不可能收别人的钱，但是让他们帮忙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他们会很安心。后来，我岳父找到他们的车间负责人斡旋了一下，保住了那个老公的岗位。

就是这么一个好人，还是被病魔锁定了。

我听到消息之后，带着 3 岁的美兮回了黑龙江。我好像在《美兮美兮》（作家出版社）里写过这件事。当时我岳父已经住进了黑龙江肿瘤医院，做了手术，时间太久远了，我只记着他的喉咙处画着个红色的印记，那应该是每次化疗的位置。

我在哈尔滨照顾了他大概一个多月，他好了，我才带着美兮返回北京。

现在老人家已经七十多岁了，满头银发，经常跟我通通电话。

我重点说说我姑。

她家很穷，我偶尔会给她寄点钱接济一下，她没什么文化，胆子又特别小，有一年表弟在大学里要入党，她坚决不同意，后来大家才知道，她在战争剧里总看到这样的场面——反动派军队举着枪逼问一群老百姓:谁是共产党员？站出来！她担心哪天再起战争……叫人哭笑不得。

2005 年，家里给我打来电话，说我姑得了绝症，快不行了。她唯一的儿子跑到美国去了，回不来，我立刻坐火车回到了黑龙江。我从哈尔滨坐长途汽车一路颠颠晃晃，走了七个多钟头才到达我的老家依龙镇。我已经很多年没跟我姑见过面了，我走进家门的时候，看见她正躺在她家正屋的炕上昏睡着，手背上在输液。

我姑父比我姑大十二岁，用老话说就是「大一轮」，他一脸憔悴，只是朝我点了点头。当时几个邻居都在我姑家，没人说话，死一般的沉寂，其中一个邻居朝我做了个「嘘」的动作，然后轻轻走到我跟前，用非常小的声音说：「人已经不行了……」

我一下有点急，大声说：「谁说就不行了？不就是病吗？治啊！」

然后我就退出屋去，把姑夫叫出来，问他：「这镇上有出租车吗？」

姑父说：「没有，但可以包到车。」

我说：「那你赶紧包一辆，现在就去哈尔滨。」

姑父马上就离开了。

很快，一辆破旧的桑塔纳开到了我家门口，我怀疑那是买的报废车，司机大概二十多岁，黑黑的。我问他：「跑一趟哈尔滨多少钱？」

他说：「500。」

我说：「走。」

然后我抱了两床厚被子铺在了后座上，等我姑输完液，几个邻居帮忙把她抬出来，让她躺进了车里。这时候我姑已经醒过来了，她眼神呆滞，见了我都没说话，躺下就开始呻吟，姑父挤在后座上照顾她，我坐在了副驾位置上。

桑塔纳在沙土路上颠簸了几个钟头，到了明水县之后终于驶上了柏油路，但也坑坑洼洼的，又经青岗和兰西，终于进入了哈尔滨界。在离城区还有十几公里的时候，司机把车停在了路边，对我说：「大哥，我这车没手续，不敢进哈尔滨。」

我说：「那你啥意思？」

他说：「你打个出租车吧。」

我只好掏出手机，给《胆小鬼》杂志的出版人徐申打了个电话，他是我的朋友，我对他说了我姑的事情，让他赶紧过来接我。大概半个多钟头之后，徐申开着车赶到了，我给桑塔纳司机支付了车费，然后把我姑移到了徐申的车上，朝城里开去。

在路上，徐申对我说，他有个朋友在某医院的车队当队长，建议去那个医院，我们就去了，不过很不巧，他那个朋友出差了，但人家还是给相关医生打了电话，医院很快就给我姑安排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我的心一沉——子宫癌晚期。

医生建议我们转到专业医院去。

当天我们就把我姑转到了肿瘤医院，确诊结果是一样的。

那就治吧。

这时候我才知道肿瘤医院的风气——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在争抢患者。有个医生「噼里啪啦」地对我说，我姑找到他就算找对人了，他的方法是用一种什么激光，把患者体内的癌细胞搅碎，然后排出来，效果非常好……我记不住那些术语，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我倒是牢牢地记着，当时他那小商贩似的热情让我十分悲凉。

我只带了一万块钱，先交上了。

我让姑父住在医院照顾我姑，我实在吃不了那个苦，自己在附近宾馆开了一间房子住下了。

接着开始化疗。

我记得当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副社长周庆祥带着水果来探望我姑，他坐在椅子上，「和蔼可亲」地跟我姑打招呼：姑姑，你好啊。我姑一直在农村生活，也不会说什么，只有一句：嗯哪，来了啊？整的周社长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话儿。

有一天，一个负责化疗的大夫突然在走廊拦住了我，低声问：「你是个作家？」

我说：「呃……是的。」

他说：「能送本书吗？」

我说：「没问题。」

第二天我就跑到书店买了几本自己的书，然后送给了他以及住院部的几个护士，结果还意外地得到了「照顾」——早晨去化疗，挤满了患者，大家根本不排队，那个大夫看到了我，接着我就听见广播里喊出了我姑的名字：周淑兰！

平常我们很难遇到一个癌症患者，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水里无鱼市上看，在肿瘤医院的住院部，我天，乌泱泱都是，各种癌。我在哈尔滨陪了我姑二十多天，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一个「癌友」，当时我姑那个病房在三楼，里面有四张床，都是女的，差不多一个四十岁左右，一个五十岁左右，一个六十岁左右。

那个四十岁左右的患者姓黄，忘了叫什么了，姑且叫她黄淑兰吧，差不多就是这种风格的名字，她患的是乳腺癌。她家里人每天都给她带熟食来，她一边慢慢品咂一边喝点白酒，每顿三四两的样子。有一次我去看我姑，她还朝我勾手：「大兄弟，来，一起整点呗？」

我说：「姐姐你真乐观啊。」

她摇了摇酒盅，笑着说：「不负好时光。」

后来我就回北京了，一个多月后我姑结束了化疗，徐申把她和姑父送上长途汽车，他们回到了依龙镇——她好了，我为她前后花了不到三万块钱。

实际上她并没有接受什么特殊的治疗，就是依照医院的流程，人家让干啥就干啥。现在都过去 16 年了，我几乎都忘了她曾得过子宫癌。我们经常会通通电话，她有退休金，每天出去打打麻将，夏天的时候，偶尔还给我寄点东北的菇娘。现在她年龄大了，前几天我问她：「你身体怎么样？」她说：「还是过去的老胃病，总疼，这些年吃了很多药，根本没用。」

所以我才用了这么一个标题——《其实癌症比胃病还好治》。我不懂医学，这句话也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仅仅是我经历的几位癌症患者都痊愈了而已，但我希望这句话能让每个人都对生命充满信心。

现在我要讲讲我姑那三个同病房的「癌友」。

我姑出院的时候，跟那三个「癌友」互相留了地址和电话。我姑说，她到家之后并没有跟她们联系过，她怕「哪个的手机打不通」。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是怕哪个「癌友」已经走了。

两年后，差不多 2007 年的样子，我姑偶尔翻到了黄淑兰的电话，犹豫了很长时间，还是给她拨过去了，电话竟然通了，而且很快就被接起来，我姑很紧张地「喂」了一声，里面传来了黄淑兰的声音：「你谁啊？」

我姑的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她说：「我是周淑兰，你还记得我不？」

黄淑兰说：「不记得了。」

我姑说：「哈尔滨的那家肿瘤医院，咱们住同一个病房，你忘啦？」

黄淑兰一下激动起来：「是你啊！你现在咋样了？」

我姑说：「我挺好的，你呢？」

黄淑兰说：「我还在这个医院住着，都记不清做过多少次手术了，那玩意整没了又冒出来，总是反复，恨死我了。」

我姑说：「那得花多少钱啊……」

黄淑兰说：「家里把房子都卖了。没事儿，还挺得住。」

我姑说：「那两个大姐呢？她们咋样了？」

黄淑兰说：「后来一个出院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活着；一个换了病房，好像去了六楼，也不知道挺没挺下来。」

我姑说：「哎，不管咋说，我们算是幸运的。」

黄淑兰说：「可不是咋地。哎，我记得你家是依安县的，啥时候你来哈尔滨的话别忘了回医院看看，咱们一起喝点儿，不负好时光！」

我姑说：「好的好的！」

从此我姑就惦记上了这件事，她不敢一个人出门，跟姑父商量过很多次，要他陪她去一趟哈尔滨，看看黄淑兰，但那个地方给姑父留下了噩梦般的回忆，他死活都不肯去，几个月之后，我姑终于攒足了勇气，决定自己去。从依龙镇到哈尔滨只有一趟长途汽车，还是路过的，只是停一下，那人多的，体力不好都挤不上去。我姑好不容易来到了哈尔滨，打了个车，还被绕了路，最后总算到了那个肿瘤医院，黄淑兰竟然还住在过去那个病房里，大概是 306，当时另外三张病床上都住着患者，一个个愁眉苦脸的，我姑轻轻敲门，黄淑兰看见她之后赶紧走了出来，她没什么变化，基本跟我姑住院期间差不多，我姑在走廊里拉住她的手就开始哭，黄淑兰倒没那么多愁善感，她笑着说：「很多『癌友』都去地下见面了，咱们现在在地上见面，该高兴啊。」

那时候快中午了，黄淑兰带我姑下楼去吃饭，医院大食堂有个小灶区，专门招待访客的，她点了一些菜，还要了酒，我姑不会喝，她就自己喝起来，还是说：「不负好时光。」

吃饭期间，她说起她的医院生活——我姑离开之后，另外那三张床来来去去不知道住过多少个「癌友」，有的治好了走了，有的没治好走了……

我姑问她：「没人陪护你吗？」

黄淑兰说：「都被我打发回去了，我一个人就行。我家在北安，开了个烟酒批发部，我老爷们得回去挣钱啊，不然拿啥治病。」

我姑说：「那倒是。」

两个人正聊着，黄淑兰接了个电话，她是个爽利的人，由于正在吃饭，她把手机放在了桌子上，按了外放。

电话是她表妹打来的，这个表妹的女儿只有 17 岁，前段日子母女俩吵了架，女儿离家出走了，听说她跑到上海去见一个男网友了，而那个男的都三十多岁了，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表妹很担忧，但她给女儿打电话女儿根本不接，都快半个月了，表妹急得满嘴都是大泡，实在没办法了，才给黄淑兰打来了电话，她说：「姐，你现在还在住院，本来我不该给你添乱，可她平时只听你的，我只能麻烦你说说她了。」

黄淑兰说：「你别着急，我现在就试试能不能联系上她。挂了。」

挂了电话，黄淑兰翻了翻通讯录，然后拨出了一个号码，响了半天，电话终于被接起来了，黄淑兰说：「豚豚，你是不是在上海？」

对方说：「姨，我在苏州……」

黄淑兰说：「你现在就回家。」

对方没吭声。

黄淑兰说：「我说话你听见了吗？」

对方小声说了句：「知道了。」

黄淑兰说：「有路费吗？」

对方说：「有。」

黄淑兰说：「你到家之后打电话告诉我一声。」然后就挂了，对我姑说：「家里的事儿，抱歉哈。」

我姑说：「没事儿的。」

接着她又问起了我姑的情况，我姑就讲了——她回到老家之后，很快就退休了，整天在家闲着，只能打打牌，她老公承包了个浴池，每天从早忙到黑，但是也挣不了几个钱。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去美国看看儿子，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成行……

她们唠了两三个钟头，我姑说：「你不能太累，我走了啊。」

黄淑兰也没有再挽留，她说：「你来一趟不容易，在哈尔滨多玩几天吧，不负好时光。」

我姑说：「我看看吧。」

两个人分开的时候，我姑从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钱，数额差不多相当于她一个月的工资，她把信封塞到了黄淑兰的手上，黄淑兰说啥都不要，我姑就说：「你现在住院，花销大，算是我一点心意。」

黄淑兰就收了。

接着她把我姑送到了住院部的出口处，过道上人很多，我姑回头看了看穿着病号服的黄淑兰，眼泪再次掉下来，黄淑兰的眼睛也湿了，但她挤出了一丝笑，轻轻地朝我姑摆了摆手……

我姑知道，那应该是两个人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

接着，我姑在一家小旅馆住下来，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在三棵树坐上长途汽车，返回了依龙镇。一路上，她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心里放松了许多。

从那以后，她跟黄淑兰再没什么联系。

又过了三年，也就是 2010 年的冬天，我姑的老胃病又犯了，吐得厉害，正在镇医院输液，意外地接到了当年同病房另一个「癌友」的电话，她姓刘，我们姑且叫她刘淑兰吧，她是那个病房里年龄最大的患者，我姑记得当时她的情况最糟，基本一直躺在床上，很少下地走动，时不时就来一句：「人这辈子啊……」然后就没下文了。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只显示了一个「刘」字，我姑不知道是谁，接起来之后问：「谁啊？」

对方说：「我是刘淑兰啊，当年我们在哈尔滨住同一个病房，我是那个甲状腺癌，想起来没有？」

她竟然也活着！我姑特别高兴，赶紧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真没想到你能给我打电话！你现在咋样？」

刘淑兰说：「我挺好的，孙子都小学毕业啦。这些年我经常四处旅游，越来越闲不住了，现在正在去大庆的路上——你在依安县依龙镇，对吧？」

我姑说：「是啊。」

刘淑兰说：「正好我会路过你家，我要去看看你！我大概还有两个钟头就到了，等见了面再唠吧。」

我姑立即说：「好的好的，我等你！」

刘淑兰家是克山的，离依龙镇 100 多公里，但我老家太落后了，交通极不方便，克山和依龙镇之间并不通车，这个刘淑兰应该是自驾。

挂了电话，我姑吩咐姑父赶紧去买肉买菜。

中午的时候刘淑兰果然到了，原来她雇了一辆车，进了镇子之后，她很快就打听到了我姑家在哪儿，直接就进门了。

那时候我姑已经从医院回家了，姑父也做好了饭菜，满满一桌子。

跟过去比起来，刘淑兰明显老了很多，但她的精神头很好。

我姑紧紧握住她的手，问：「你啥时候出院的？」

刘淑兰说：「差不多比你晚一个月吧。」

我姑说：「真好！」

刘淑兰说：「咱们可是生死之交啊，这份情谊啥都比不了，这些年我一直很想你们，就是有点不敢给你们打电话……现在看见你活蹦乱跳的，我真高兴。」

我姑说：「我也是啊。」

吃饭的时候，刘淑兰简单说了说她出院之后的身体情况，又说起了她孝顺的儿女，最后说起了她旅游的一些经历……

整个事件到了这里没有任何问题，几个顽强存活下来的「癌友」，在数年之后一一相聚，场面感人至深……但接下来刘淑兰和我姑自然而然地聊到了同病房的另外两位「癌友」，气氛一下就变得黑暗了。

刘淑兰说，去年她去看望过黄淑兰，接下来她打算去看一下另外那个「癌友」，她姓冯，我们姑且叫她冯淑兰。实际上，冯淑兰也是克山人，离刘淑兰家只有十几公里，刘淑兰曾去她家看望过她，遗憾的是，冯淑兰去北京女儿家帮着带孩子了，过年的时候才能回来。

至此，还是没什么不对头的。

我姑说：「我记得咱们住院的时候，病房里还养了四条小金鱼，弱得就跟豆芽儿似的，每天却游来游去很欢实，有一次黄大姐一边给它们喂食一边说，我们四个人还不一定能活过这些小鱼儿呢……真想不到咱们都活下来了，这得感谢老天爷。」

刘淑兰说：「确实太幸运了，除了黄大姐……唉。」

我姑说：「她不是挺好的吗？」

刘淑兰说：「她就是心态好，但也没抗过去啊！人这辈子啊。」

我姑有点愣住了：「啥叫没抗过去？」

刘淑兰说：「她死了，你不知道？」

我姑有点愣了：「啥时候的事儿？」

刘淑兰说：「你出院之后，大概过了二十多天她就走了。」

我姑当时并没有害怕，她只是觉得两个人唠叉劈了（东北话：各说各的意思）。她问刘淑兰：「你说的是哪个黄大姐啊？我说的是那个每天都喝点小酒的，她的床靠窗户，在左边。」

刘淑兰说：「我说的就是她啊。」

这时候我姑家来了个邻居，他叫姜松，他来借个管钳，大家只能暂停说话，姑父对姜松说：「来喝点儿？」

姜松说：「不了，我还有事儿。」

姑父找到管钳递给了他，他还特意看了刘淑兰一眼，我姑父说：「来了个朋友。」

姜松说：「那你们慢慢吃。」然后就离开了。

这时候我姑还是觉得刘淑兰搞错了，她盯着她问：「你听谁说的？」

刘淑兰说：「当时我还没出院，她死了我当然知道！」

我姑有点急了，说：「不对，你不是说半年前去看过她吗？」

刘淑兰说：「是啊，我去五大连池旅游，那里离她家挺近的，我就想着绕个弯儿去看看她，我按照当年她留的地址，找到了她的家，在她坟前放了几瓶白酒，烧了几柱香，还念叨了一阵子，我对她说……」

我姑打断了她：「你确定那是她的坟？」

刘淑兰锁：「当然了，她家人把我领去的，墓碑上写着她的名字。」

我姑说：「你好好想想，你说的是那个冯淑兰吧，五十岁左右，她的病床也靠窗户，在右边。」

刘淑兰很坚定地说：「不是！那个冯淑兰后来换病房了，去了六楼，我不知道她的情况。」

我姑说：「你肯定整错了，后来我还见过那个黄大姐呢！」

刘淑兰倒愣住了：「你啥时候见的她？」

我姑说：「三年前了。」

刘淑兰吃惊地问：「你在哪儿见的她？」

我姑说：「哈尔滨啊，她还住在那家肿瘤医院里，她还请我吃了饭。」

刘淑兰瞪大眼睛看着我姑，不说话了。

我姑说：「所以你说的那个人肯定是冯淑兰。」

刘淑兰终于又开口了：「肯定是你整错了。我说的那个『癌友』四十岁上下，她家每天都给她带熟食给她下酒，有一次因为啥事儿她还跟护士吵起来了，她拎着拖布要打那个护士，把住院部主任都惊动了，来到我们病房不停地道歉……」

我姑说：「那个护士不让她喝酒——不用说了，我说的就是她！」

刘淑兰说：「咋可能呢！我一直都在场啊，她最后那几天一直昏迷不醒，被推到 ICU 去抢救再也没回来，当时她老爷们哭的跟个小孩儿似的……她被送进太平间之后，我们那病房的窗台上还摆着几个空酒瓶子，我看着难受，拿出去扔进了厕所里。」

我姑这才感到害怕了，她转头看了看姑父，姑父在闷头喝酒，好像对她们的话题很不感兴趣，我姑这才小声问刘淑兰：「那我见到的黄大姐是咋回事呢？」

刘淑兰说：「你咋跟她联系上的？」

我姑说：「我有她电话啊。」

刘淑兰说：「你现在再给她打一个试试。」

我姑掏出手机，翻出了黄淑兰的号码，可是她犹豫了半天都没敢拨，刘淑兰把她的手机拿过去，直接拨了，结果里面传出了一个机械的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刘淑兰把手机还给我姑，然后耸了耸肩。

我姑再也吃不下东西了，心里又恐惧又难过。

刘淑兰在我姑家吃了午饭就要走了，她还要去大庆参观铁人纪念馆，而她雇的那辆车还在某饭馆门口等着她。我姑说：「你咋不叫司机一起过来吃个饭啊？」

刘淑兰说：「我跟他说了，他说他不喜欢在生人家里吃饭。」

我姑把她送到了大门外，她对我姑说：「你不要再想黄淑兰的事儿了，就当是做了个梦吧。唉，人这辈子啊。」

我姑心想——我怎么能不想呢？我坐了七个钟头的车，专程去哈尔滨看她，我跟她在肿瘤医院里一起待了两三个钟头，然后又坐了七个钟头的车回到了依龙镇……突然有人说那是个梦，谁能接受？

我姑问刘淑兰：「你啥时候去见冯淑兰？到时候叫上我吧，我也想去看看她。」

不知道为什么，刘淑兰的表情有点不自然，她支吾了一下才说：「呃……好的，等我去的时候给你打电话吧。但我最近可能要去一趟大连，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我姑说：「不急，反正你记着这件事就行了。」

刘淑兰说：「没问题。」然后就急匆匆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我姑就经常睡不着了，她又试着给黄淑兰那个号码打过几次电话，一直都是空号。有时候她会拿出黄淑兰当年留下的地址，打算亲自去一趟她家，确定一下她到底是活着还是早就去世了，但她并不敢，她想让姑父陪她去，遭到拒绝。

转眼一年时间就过去了，到了 2011 年，她始终没等来刘淑兰的电话，有一天她实在忍不住，主动给刘淑兰打了个电话，结果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她对这个机械的声音变得极其敏感，反复问姑父是怎么回事儿，姑父对她那些「癌友」的事儿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说：「我咋知道！」

终于，我姑翻出了冯淑兰的号码，心里却再次涌上了最初的那种恐惧——害怕这个号码已经打不通了。

冯淑兰比黄淑兰大十来岁，比刘淑兰小十来岁，当年她得的也是乳腺癌，不过好像早期就发现了，但她却是病房里最悲观的一个，有时候大家正说着话，她突然就抹起眼泪来，我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夜里她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冒出一句：死前我必须要吃上一口铁锅炖大鹅！

我姑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拨出了她的号码，想不到打通了。

对方问：「你找谁？」

我姑其实已经记不清冯淑兰的声音了，她说：「你是冯淑兰吗？」

对方说：「你是谁？」

我姑赶紧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冯淑兰一时没想起她是谁，我姑就提醒她：「我是依安的，你忘了吗，哈尔滨的那家肿瘤医院，我们住一个病房，我的床在你脚底下，我是第一个出院的，当时我们四个人互相留了地址和电话。」

冯淑兰说：「哦哦哦，我记得，记得。」

我姑说：「你现在咋样？」

冯淑兰说：「我挺好的。你呢？」

我姑说：「我也挺好的。去年刘淑兰来我家了，吃了顿饭就走了，她还说呢，等有空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你。」

冯淑兰说：「哪个刘淑兰？」

我姑说：「就是那个得甲状腺癌的，她的床在黄淑兰脚底下，她也是你们克山的。」

冯淑兰说：「咋可能！」

我姑已经有所预感，下意识地问了句：「咋地了？」

冯淑兰说：「她早就没了啊。」

当时我姑的心被狠狠「硌」了一下，当即想，难道她见过的两个「癌友」都是鬼魂？愣了片刻她才问冯淑兰：「她……啥时候没的？」

冯淑兰说：「你出院之后差不多两个多月吧。」

我姑说：「你听谁说的？」

冯淑兰说：「我当时还在医院啊。你出院两三天之后我就换了病房，去了六楼，在那里住了半年多才回家。」

我姑突然就冷静下来了，她问冯淑兰：「那个黄淑兰呢？她也死了吗？」

没想到冯淑兰却说：「你说那个乳腺癌晚期？她还活着吧。」

我姑的脑筋蹦了一下，赶紧问：「谁跟你说她还活着？」

冯淑兰说：「反正我出院的时候她还在，我还去跟她告了别，她还是老样子，正在喝酒，满脸的无所谓。」

病房里就黄淑兰一个人喝酒，无需再核对了。这时候我姑已经彻底晕了，想来想去，我姑还是觉得这个冯淑兰搞混了，她可能把黄淑兰当成了刘淑兰……不对，自己同样见过黄淑兰啊！

我姑的脑袋里已经变成了一堆乱麻，她开始一点点梳理——首先，她确定自己还活着，现在她又跟冯淑兰通上了电话，而四年前她见过黄淑兰，去年又见过刘淑兰，就是说，四个「癌友」都活下来了。那么，为什么刘淑兰说黄淑兰死了，冯淑兰又说刘淑兰死了呢？应该是这样的，我姑是第一个出院的，两三天之后冯淑兰就换了病房，一个月之后刘淑兰也出院了，不管谁离开，那张病床马上会住进新的「癌友」，铁打的医院流水的患者，也许刘淑兰把另外哪个已故的「癌友」错记成了黄淑兰，而冯淑兰却把那个「癌友」错记成了刘淑兰……

但我姑还是觉得哪里不对。

冯淑兰主动问她了：「你说刘淑兰去年去看你了，你是不是把人记错了？」接着又补充了一句：「那应该是黄淑兰。」

我姑说：「不可能，刘淑兰还跟我说，黄淑兰已经不在人世了。」

冯淑兰说：「我咋就不信呢！」

我姑不知道怎么想的，突然问冯淑兰：「我是谁？」

冯淑兰说：「你是周淑兰啊。」

我姑又问：「你是……冯淑兰？」

冯淑兰说：「我当然是冯淑兰了。」

我姑憋了半天才说：「算了，不说她们了，不管咋说咱俩都还活着，哪天我去看看你。」

冯淑兰说：「好哇。对了，我搬家了，等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你啥时候来？」

我姑说：「我去之前会给你打电话。」

冯淑兰说：「嗯，你来了我给你用铁锅炖大鹅。」

几天之后，我姑真的雇了辆黑车，从依龙镇出发，直奔克山去了。冯淑兰还在克山，只是从一个镇子搬到了另一个镇子。在我姑的心中，也许黄淑兰死了，也许刘淑兰死了，但不管怎么说冯淑兰还活着，作为两个幸存者，她忽然很想念对方，必须要在有生之年跟她见一面。

我那可怜的姑，她在破得快散架的黑车上颠簸了三个钟头，终于接近了冯淑兰家的那个镇子，忽然害怕起来。她本身胆子就小，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带她去做化疗，正排着队，她突然软软地瘫在了我身上，被吓得晕过去了……

她在黑车上思来想去，终于对司机说：「咱们往回开吧。」

司机问：「为啥？」

她说：「我不去了。」

司机有些诧异，但还是掉了头，又回来了。

回到家之后，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她给冯淑兰打了个电话，虽然她没有勇气去见这个「癌友」，但又担心对方换号码，那样的话两个人就永远互相找不到了，她打电话只想叮嘱冯淑兰，如果换号码的话，一定要提前通知她。没想到，电话拨出之后，她只听到了一个机械的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今年，表弟从美国回来了，带我姑来了一趟成都，她对我讲了这个匪夷所思的经历，听得我很凌乱，强烈感受到了生命另一面的含糊、狭隘和不扎实。

她回东北之后，我总会想起那些「淑兰」，在大脑中挥之不去，免不了要推理——

不管怎么说，我姑是见过黄淑兰的，毫无疑问，此人肯定还活在世上，至于那个刘淑兰，不管她怎么说都是口说无凭。而且，当时我姑还给黄淑兰留了一些钱，那时候并没有手机转账，就是说，那些钱并非虚拟的，而是一张张有冠号的纸币，如果黄淑兰真是个幻影，那些纸币却不会消失，它们在哪里？住院部走廊的地面上？我的意思是除非有人把它们销毁了，不然总得有个去处。还有，当时我姑跟黄淑兰吃饭的时候，她接到过她表妹的电话，她还给她表妹的女儿打了个电话，难道那两个人都是托儿？如果是，那两个托儿是人还是鬼？至于我姑为什么打不通她的电话，很好解释，黄淑兰的号码至少用了五年，够长了，她又不是什么生意人，不能轻易更换号码，在我姑的描述中，她就是个家庭妇女，她的手机丢了，换了个号，很正常啊。只是我姑太老实了，要是换了我，跟刘淑兰见面之后，我一定会想办法查查黄淑兰的那个号码，搞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停用的。

再说那个刘淑兰，她来我姑家做过客，不但姑父见到她了，那个借管钳的邻居也见到她了，她肯定也活着。

还有那个冯淑兰，她跟我姑通了电话，而且还提到了她最爱吃的「铁锅炖大鹅」……

综上，我觉得这些「淑兰」都是幸运的，她们都活着，可能在我姑出院之后，她们发生过什么过节，互相在诅咒而已。

嗯，这就是我的定论。

前不久我很偶然地跟姑父通了个电话，他跟我姑是再婚，平时我跟他没什么联系，那次我找我姑，我姑关机了，我就打给了他，而他跟我姑并没有在一起……我不好立刻挂电话，就问起了那些「淑兰」的事儿，想从他的视角看看这件事，没想到他的说法却是这样的——我姑出院之后，跟那三个「癌友」天各一方，一直没有联系上，她并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活着，她也没去哈尔滨看望过什么黄淑兰，家里也没来过什么刘淑兰，她也没跟那个什么冯淑兰通过电话。

我好像一下就懂了——我姑盼望那三个「癌友」都活着，很害怕她们已经死了，这也是她对自己的脆弱希望与深刻忧虑，年龄大了之后，渐渐演变成了某种不真实的记忆……

是这样吗？

前几天表弟给我打电话，我意外地得知，姑父已经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症，经常胡说八道。他本身说话就有点结巴，因此上次通话时我并没有察觉。我又问我姑，表弟说，我姑的头脑始终跟镜子一样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