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盐选会员精选文章近期中印军队在边境对峙，又一次让中国人的目光聚焦在印度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邻居身上。作为全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近年来「印度崛起」的观点一直不绝于耳。未来印度能不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甚至与中国平起平坐？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一、既不「文明」，也不「古国」的文明古国
尽管印度长期以来被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但实际上它既算不上文明体，也谈不上古国，而更加类似于一个地理概念。在印度从来不存在同质或接近同质的单一种族、单一宗教、单一文明、单一国家，它只是一个充满了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被称为印度的一块区域。
说印地语的印度斯坦人（HINDUS）不到全国的一半人口，主要在恒河流域。爱吃辣的安德拉族、信佛的玛拉蒂族、信锡克教的旁遮普族、说孟加拉语的孟加拉族、说古吉拉特语的古吉拉特族、说马拉雅拉姆语的玛拉亚拉族、说阿萨姆语的阿萨姆人、说加拿达语的卡纳塔卡人。印度不管是就文明还是就族群和国家而言，都不是一个与中国类似的单一体，而更像一个一盘散沙的组合体。
这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两个原因：其一是印度缺乏强大国家。虽然在十六雄国时代之后，印度出现过一些大帝国比如孔雀王朝、笈多王朝、莫卧尔王朝，但一方面这些王朝的统治通常是通过间接统治来维持表面上统一的弱统治体系，根本无法与中国的大一统政权相比；另一方面，印度也从未有过发达的官僚体系来进行治理，它的统治精英阶层婆罗门大多是文盲，靠口口相传、父子相继的经法进行统治，根本无法与中国通过统一的经典读物、科举读物来培养官僚的做法相提并论。
英国人在早期统治印度的时候，曾经希望通过婆罗门阶层以印度的习俗与法律来统治印度人，后来他们发现这些文盲僧侣其实是各家念各家的经，根本无法形成一般意义的规则之治。
这也是印度不同于中国的最大地方，那就是印度教与种姓制度在印度不仅无法像儒教在中国一样具有绝对的主体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与促进大一统的儒家不同的是，印度的宗教与种姓习俗在本质上是阻碍而不是促进统一国家形成的。
这种阻碍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宗教而轻政治，整个社会的倾向是过度强调宗教生活，忽视甚至贬低政治生活；二是种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王权的发展。重宗教而轻政治导致人们缺乏对大一统王权和国家的兴趣，种姓制度也不利于大一统王权的出现。
印度的这样一种静态的社会体系（每个人都更关心自己在村庄秩序中的位置和来生的改善而倾向于禁欲和严守社会等级），不仅禁锢了印度社会的流动性与进取心，而且也成功地让国家成为一种被社会习俗约束的弱权力。
这使得印度很少能够诞生出强大的国家，与中国为抵抗外族侵略而形成强大国家不同，在印度的强大国家通常是外族入侵的遗留物，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印度人总能把这些强大的外族政权同化的如同印度本土国家一样虚弱与停滞，从而为下一次的被异族征服创造条件。
如马克思所说：「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抗、 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他们的帝国。」
二、「最坏的专制政体」是如何形成的？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专制而不集权的社会状态虽然让印度人得以避免了强大国家的暴政，但并不能让他们的生活呈现出某种自由的状态，因为借助于宗教与种姓的社会建构却带来了黑格尔所说的最坏的专制。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印度教国家的政体」称为人类最坏的专制政体。黑格尔认为相比于那些让人们憎恨、反抗、呻吟的暴政，印度教专制主义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带来了一种正常的专制，它剥夺了可以激起心灵反抗的个人独立感，在这里连对暴政的抗议都不会出现。
尽管印度通常被西方知识分子美化成为某种充满奇幻色彩的东方神秘圣地，但实际上这里更经常有的是，虚弱的国家、停滞的社会与麻木的人民。在面对外部入侵时，印度人从来没有表现出很强的抵抗（反抗英国殖民的更多的是刚烈的穆斯林），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来生与村庄中，静静地看着不义的屠杀、国家的崩溃，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
也正因为此，除非依靠地形与气候，它几乎无法逃脱被入侵者反复蹂躏的命运。在欧洲人从海上入侵以前，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不断从西北方向通过开伯尔路线与博兰路线，绕开沙漠与山脉的天然阻拦入侵印度。只要他们通过了德里，印度就无法逃避其被征服的命运。而在印度的被征服史上，最重要的征服者就是雅利安人、穆斯林和英国人（选错路线的亚历山大和在印属缅甸被中国远征军阻击的日本人就运气差了很多）。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中亚草原上游牧的雅利安人开始越过兴都库什山侵入。这次入侵其实奠定了印度教与种姓制度。尽管今天的印度的政府总把印度教作为一种本土意识的动员工具，但实际上，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不过是雅利安人祭司、武士、平民的三元社会结构的发展。
雅利安人在征服了肤色较黑的达罗毗荼人与尼格罗人之后，以肤色为基础建立了一种隔离与压迫的社会结构，把皮肤较为白皙的族群划为「高等」种姓，而将皮肤较为黝黑的土著居民划为「下等」种姓。其实种姓对应的「瓦尔纳」（varna）一词的原意就是颜色。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前半叶，瓦尔纳制度逐渐成型，在印度教的经典《梨俱吠陀》的最后一篇讲述世界起源神话的普鲁沙赞歌中，世界本原之神从其口、臂、腿、足，分别产生了这四个人类群体。即，今天我们所讲的，掌握宗教权力、知识权力的婆罗门、掌握世俗权力的王族与武士集团代表的刹帝利、从事农、牧、商等物质生产行业的平民阶层吠舍，以及被同化的本地土人转化而来的首陀罗。
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宗教化的奴隶制，婆罗门、刹帝利、吠舍是主子，首陀罗就是奴才。佩戴圣线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这三个所谓「再生族」的标志，只有他们的男性可以举行佩戴圣线仪式（上身斜佩一条棉绳）。最后，随着雅利安人统治的扩大，还出现了连奴才都不如的贱民阶层。
三、中国人无法理解的种姓制度
对于平等主义、人本主义、世俗主义的中国人来说，印度人的这一套神兮兮的东西真的如同另一个星球的玩意儿。所以别看我们是邻居，又都是亚洲大国，其实根本就是两个物种，长期以来鸡同鸭讲实在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
所以中国人刚开始看到这个瓦尔纳制度的时候，就只能从咱们的宗法制度上去解释，这也是种姓制度的来临。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说印度有四个大姓，和许多杂姓。其实四个大姓对应的是「瓦尔纳」，而杂姓通常对应的是亚种姓群体和职业群体即「迦提」。
尽管，种姓制度试图通过隔离、分工、洁与不洁的禁忌塑造一种静态的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制度，但社会的实践毕竟会带来一些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一方面在四个瓦尔纳之间总是存在着许多中间部分，这带来了不同亚种姓相对地位的无尽争议，同时也带来了阶序流动的机会（今天印度社会的种姓冲突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种争议带来的）。另一方面，不同种姓集团之间其实也可以通婚，只不过高等种姓男子可娶低等种姓女子为妻， 但低等种姓男子不可娶高等种姓女子为妻。
尽管，印度与中国都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农耕社会，但两个国家其实天差地别。中国传统社会通过宗法制（礼教）与官僚制（大一统）实现社会整合与控制，而印度则是以宗教仪式为基础，通过等级、职业和婚姻将种姓集团禁锢于社会体系，形成了以宗教等级和世俗职业为基础的种姓社会。不同社会成员处于不同的生产关系之中，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享有政治和宗教特权，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首陀罗和贱民只能从事低贱的工作。这造成了印度社会高度碎片化、等级制、静态化的特征，而这对印度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造成了巨大的阻碍。其实，印度比中国更需要一场激烈的土改，否则它的现代化始终就是一个半桶水。
四、现代印度社会的巨大缺陷
当然，这种高度压迫性的印度教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观念上的反抗。刺激了佛教与耆那教产生的沙门思潮，其实就是印度版的宗教革命，其本质就是中下层种姓的印度教徒对高等种姓垄断权力的反抗，只是这种反抗最终只是打破了印度教一教独大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印度人的精神世界。
就此而言，印巴的分离并不仅仅是英国人刻意挑拨的结果（英国人在 19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穆斯林反英大起义后采取「拉印抑穆」的政策，而在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印度教社会改革运动兴起以后，又采取「拉穆抗印」的方针），而且也是作为征服者的崇尚平等的伊斯兰教与作为被征服者的高度不平等的印度教在精神上的水火不容。
从某种意义上，现代印度虽然通过英语、铁路被塑造成为一个国家，但相比于中国、日本这样历史悠久的亚洲国家，它仍然是一个在国家建构、民族认同、治理体系上都存在巨大缺陷的国家。一方面，它通过定期举行的民主选举，塑造着国家的集体意识，可同时也要承受选举政治不断激化的宗教冲突与种姓矛盾；另一方面，它通过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冲突与危机凝聚民心，可同时也要承受国内数量庞大的穆斯林群体和其他少数族群的离心力。
这种矛盾，在印度进入了以莫迪为代表的人民党时代之后表现的更加明显。这是因为相比于刻意与印度教保持距离、具有强烈高等种姓色彩的国大党，印度人民党更善于也更倾向于利用种姓冲突与宗教冲突来动员群众、获得权力。
印度的政党政治经历了由国大党一党独大到联合政治再到人民党一党独大的转变。在 1980 年代，随着民主范围的扩大，代表精英政治的国大党开始走向衰败，随着竞选过程中种姓政治的泛滥，各地方政党开始崛起，开创了联盟政治和联合政府的新时代。在 1990 年代中后期，代表低种姓群体的印度人民党开始崛起，并于在 1996 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虽然其在 2004 年败给国大党，但在 2014 年大选后它再次问鼎中央，并在莫迪的执政过程当中，不断扩大自己的优势，并在 2019 年的大选中重创了国大党。目前印度人民院 534 席中，印度人民党拿下了 303 席，而国大党只有 52 席。
公允地说，莫迪比尼赫鲁家族不争气的后代的确要强出不止一个档次，他不仅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时期曾经创造过经济旋风，而且在执政印度时期，也的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相比于精英色彩浓厚的国大党，莫迪的人民党的民粹色彩也十分浓厚。印度人民党注册党员超过 1.8 亿，主打的两张牌就是低种姓人群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但是这两张牌其实也非常危险，因为对内它很容易带来严重的种姓对立与宗教冲突，对外也会引起地区的紧张局势。莫迪上任伊始便推行《公民身份法案》，这样的举动引发了巨大的骚乱。简单来说，莫迪给予印度教徒福利，却严重损害了有 2 亿人口的穆斯林的权益，无视了少数民族的身份与价值。
在莫迪时代，印度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大国姿态，一方面，在全球舞台上，莫迪推行「超越防御性的多边主义」，即强调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和世界崛起大国的地位，要求做规则的制定者而非接受者。另一方面，在南亚区域，印度正在不加掩饰地追求区域霸主的影响力。印度洋是印度之洋，南亚次大陆是印度的大陆，已经成为印度的半公开的国家战略。印度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干预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地区小国的内政，推进印度版的「门罗主义」。用莫迪的话来说，就是印度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即要做核大国、要做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要保障印度洋的安全。
五、「印度崛起」的梦想与现实
这种谋求大国地位、地区霸权的心态，让印度对中国主张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心态。
一方面，它非常清楚对于基建严重落后的印度来说，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对中国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而在南亚地区获得的影响力而感到焦虑，并对巴基斯坦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能国力大增而表现出紧张与敌意。
正因为此，印度政府一直回避对「一带一路」的倡议表态，还在伊朗、孟加拉、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一些国家动作不断，试图牵制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的增长。也正是因为印度这样的心思，让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一直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这让美国、日本等一些西方国家，也产生了利用印度牵制中国的想法。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更是推出了充满着「以印制华」阳谋的印太战略。所谓印太战略就是在美国主导下逐渐构建起来的，以应对同海上安全威胁为战略目标，主要由印太地区海洋国家组成，以灵活多元的方式进行合作的所谓「海上民主国家集团」，其实质是要在印太地区激活包括印度、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及韩国在内的所有关键节点，组建全区域的安全网络，以遏制中国。
印度对美国的意图心知肚明，虽然并不愿意卷入中美博弈，但是却希望利用和美国的适度走近，来获得对华关系中的有利筹码。毕竟，在莫迪的印度梦里，中国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事实上，美国正在大肆向印度出售先进的军事武器。印度政府最近特意做出了一项新的批复——授予印度三军每个军种 500 亿卢比（约合 6.56 亿美元）的特别采购经费。
值得强调的是，近年来所谓印度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这种西方社会希望牵制中国而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说句大白话，就是必须通过力捧民主的印度的发展奇迹来淡化处理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成绩。尽管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在市场化、全球化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尼赫鲁以来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加强了与西方国家的国际经济合作引入了大量外资、发展了包括钢铁、汽车在内的印度制造业，但实事求是的讲，印度相比于中国还有巨大的差异。
印度是一个还存在近两亿文盲的国家，这是一个有超过 6000 万儿童营养不良的国家，这是一个妇女普遍地位低下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国家，这是一个急缺公路、铁路、电站、港口的国家。印度人以民主为傲，但民主真的不能当饭吃。
更为重要的是，印度的快速经济增长同时也激化了印度的国内矛盾，印度已经是全世界贫富差距、地区差异最为悬殊的国家之一，而且它的国内不同民族、教派的冲突由于社会分化还呈现出日益激烈的态势。在以旁遮普和查谟-克什米尔为代表的西北部地区，旁遮普的锡克教极端分子与查谟-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正在让印度政府陷入泥潭之中。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暂时的困难终将得到解决，印度终将如同中国一样崛起，形成所谓的龙象时代，但是坦率来说，中国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对教育和基础建设的巨大投资、强有力的发展型政府，都是印度天生的弱项。
莫迪政府虽然一直希望能够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来解决印度的困境，但印度的碎片化、分散化、多元化的社会特征已经根深蒂固。莫迪的人民党虽然一直有搞成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来强化中央集权的企图，但印度已经民主化了。
这意味着，人民党不可能像苏共那样以强力推进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莫迪必须要忍受多党制的重重牵制、基层政治的普遍腐败与地方政府的低效无能。印度人长于冥想辩论，却怠于果敢行动，整个社会尚处在现代化的初期，而不巧的是，全球制造业正在向无人化、智能化发展，这意味着第三世界将会失去低端劳动力的价格优势。这个转变发生的非常之快，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遗憾地说，留给印度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