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盐选会员精选文章邓宁格在《工会与罢工》总结过一段话，后来被马克思引用到了《资本论》中：
只要有 10％的利润，它（资本）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 20％，就会活泼起来；有 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 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 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解放前夕上海发生过的一段风波，就充分诠释了这段话。
就在建国之前的 11 年里，上海的物价曾上涨过 600 多万倍。
究竟是谁扰乱了经济，干扰了市场？谁力挽狂澜收拾了乱局？
拨开历史的迷雾，探究真相。
1、废纸般的金圆券
1948 年 10 月 上海
清晨 5 点，宵禁时间刚过，人们就带着焦虑与疲惫的神情步履匆匆，向各家商行、米店奔去。
人们拥挤在一起，握紧了成叠的钞票，积攒好了力气。就等那大门一开，冲进去抢购商品。
究竟要抢什么？不晓得，能抢到什么算什么吧！
如果今天买不到东西，那么手里的钞票就更不值钱啦。老百姓的赚钱速度早就被通货膨胀的奇速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他们手里那些印有蒋总统头像的纸钞，是南京国民政府在两个月前的币制改革中发行的「金圆券」。目的是为了抑制十一年以来，物价快速上涨的乱象，拯救上海经济。
为了强硬打压物价，南京国民政府还出台了一则限价令：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要恢复成 8 月 19 日那一天的水平！
可是上有政策，奸商们下有对策。老百姓们涌进商场后，傻眼了。货架上摆放的商品寥寥无几！根本不够抢购的！
场面跟着失控起来。
有人因为什么也没买到而大声骂娘，有人因为争抢一点货物大打出手，还有人因为挤掉了鞋子而急得大哭，因为他怀里的那几叠钞票根本不够在黑市上买双新鞋的。
商品都去哪了？进了黑市。
这就是奸商们的对策：你说要限价，要降低价格，好，我做到了。但是我就拿一点点东西出来卖。
而这点「损失」，在黑市上能找回来，大批商品转入到了黑市交易，价格一飞冲天。
奸商们杀红了眼，贪婪愈发膨胀，物价不降反升，限价令成为一纸空文。
老百姓们被逼疯了。
这种怪诞小说里都不敢写的荒诞生活，已经持续 11 年了！
1935 年，国民政府在统治区域内开始发行法币。头两年，一切正常，物价也算平稳。
谁知到了 1937 年，中国与日本全面开战，国民政府马上面临着巨额军费开支。国民党要员们想不出别的增收办法，只有开足马力印制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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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元法币
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好不容易把日本鬼子打跑了，不等中国人民缓口气，蒋介石又悍然发动了内战，国民党的军费开支继续直线飙升，搞得国统区真是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而法币的发行量依旧没有节制地噌噌往上涨。
一直到了 1948 年初，国统区的物价比全面抗战前上涨了 600 多万倍！
老百姓真的是生活在了「水深火热」里，到底有多惨？
我们举个例子：
100 元法币在 1937 年能买两头牛，到了 1946 年就只能买两个鸡蛋了，到了 1948 年就够换几粒大米了。
再用大米为例。
1948 年 1 月，一石米，约等于 120 斤，价格是 150 万元；当年 5 月，变成 580 万元；6 月就暴涨到了 1800 万元。
所以当时国统区的人们经常用大口袋装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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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口袋装钱
而且真的是数钱数到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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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成捆的钱币
这些纸币的面值可能都抵不过印刷成本。
此时，不单是老百姓陷入了绝望，蒋介石更是焦虑。
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经济再这么摆烂下去，不但没有军费继续对抗解放军，他的总统位置也不保啊！
改革迫在眉睫。
就在这时，行政院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向他提出了币制改革的方案：用金圆券代替法币，把金银外币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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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万金圆券
虽然这个方案存在诸多不合理，遭到了很多明智人士的反对，但蒋介石已经顾不上许多，把币制改革当成了稳定政权唯一的出路。
而这次改革的重点，就是上海。
想到要在上海推行改革，蒋介石特别头大，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一群不好惹的人。
这些人手里掌握着社会中的绝大部分财富，想叫他们拿金银美钞来换金圆券，他们能乖乖听话吗？
蒋介石深知这次币制改革关系到蒋家王朝的生死存亡，可以说是他与命运的一次对赌。
就像《中央日报》当时刊发的一段社论所说，「要知道改革币制就像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所以蒋介石必须派一个既有能力，又忠诚可靠的人来完成这个任务。
思来想去，只能一个人能担此重任。
2、老虎屁股摸不得
1948 年 8 月 21 日，一个年轻人登上了一辆从南京驶往上海的专列。
这个人就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
他刚刚被任命为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前往上海辅佐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实施币制改革。虽然蒋经国为「副」，俞鸿钧为「正」，但谁都能看出，蒋经国才是真正挑大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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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与蒋介石
37 岁的蒋经国踌躇满志，立志要在上海干一番事业，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为了激励自己，他在办公室墙上挂起了一个条幅，上写「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一上任，他就立马召见了上海商界的名流，软硬兼施地要求他们申报所持金银外币的数量，限时上缴中央银行，如有违抗马上就会被逮捕。
其中的一些人害怕了，连忙「破财消灾」。有几个曾经为蒋介石效力的大商人都被迫交出了大量的美钞金条。
蒋经国还在几天之内先后出动 6 万军警，在全市的货物仓库进行大搜查，凡是发现存期超过三个月的物资一律没收，违法投机商人一律法办。
先后有 64 个富商被投入大牢，包括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
市民们一见蒋经国动真格的了，备受鼓舞，主动拿出金银去银行兑换金圆券。
到了 10 月份，上海共收兑黄金 114 万两、美钞 3452 万元、港币 1100 万元、银子 96 万两，合计价值 2 亿美元。
表面上看，币制改革推进得相当顺利，但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那些「老虎」对蒋经国可是恨到了骨子里。
在他们眼里，蒋氏父子不过是在唱双簧，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币改就是对他们的掠夺，是绑架！
这些「老虎」要么是大资本家，要么是上海滩的地头蛇。他们财大气粗，与国民党高官勾结，背后还有外国势力撑腰，根本不把那个腐败的政府放在眼里。
当时中国的制造业相当落后，大资本家一直利用这一点，在美国购进大批日用品，运到上海卖出，赚取巨额差价。
也就是他们，把限价令搞成了虚设。要么把货物运往其他城市，要么转入黑市交易。于是就出现了开篇的那一幕。
因此，百姓的生计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蒋经国面对如此窘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责任和压力。
此时国民党军队正被解放军打得节节败退，美国答应的援助却迟迟不兑现，党国命运悬于一线。
如果币改失败，经济崩溃，国民党几乎再无翻盘的可能了。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除了拼命之外，再无第二条路可走。」
然而很多事情，就算「拼命」，也解决不了。
一天，负责搜查仓库的军警发现了一大批紧俏物资。他们顺藤摸瓜，很快就查清了这批物资的所有者：杜维屏。
杜维屏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他的父亲就是闻名上海滩的青帮大佬杜月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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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
蒋经国意识到，直到这时，他才遇到了一只真正的「大老虎」。
在蒋经国来上海之前，蒋介石曾与他密谈一次，从党国的利益与前途出发，对他千叮咛万嘱咐，鼓励他加油干，却在最后给他画了一条「红线」。
这条「红线」就是，上海滩有几个家族，千万不要碰。
其中就包括杜月笙一家。
但蒋经国根本没把这个青帮家族放在眼里，把杜月笙最受宠爱的这个三子杜维屏整了两次。
头一次是蒋经国初到上海时，杜维屏牵扯进了币制改革的泄密案，被警察带走调查。
杜维屏费尽心思刚摆脱干系，却被查出囤积物资，又被拿下。
杜月笙为了救子，亲自登门拜访蒋经国，并带去了一份厚礼。
蒋经国刚要拒绝，却发现那份厚礼根本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一摞材料。
杜月笙不露声色，知道目的达到了。
果然，杜月笙走后，蒋经国认真看了起来，他这才知道，原来杜维屏的囤积公司幕后另有老板。
此人算起来，应该管蒋经国叫一声「表哥」。他就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孔令侃。
孔令侃在 1946 年创办了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贸易。仗着有庞大的官僚资本和政治特权，囤积居奇，倒买倒卖，俗称「官倒」。
有人曾经揭露过扬子公司官商勾结的事情，最后都不了了之。
如今杜月笙亲自实名举报孔令侃，就是要看看，你蒋经国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蒋经国此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知道继母宋美龄对孔令侃视如己出，对自己这个前房的儿子一直不待见。但现在全上海的人都在盯着自己，父亲也指望着自己，怎能就此止步？
他的政治前途还要不要？声望还要不要？更重要的是，放过孔令侃，币制改革还怎么推行下去？
蒋经国决定孤注一掷。
10 月 7 日，蒋经国下令查封扬子公司和属下仓库；对孔令侃本人采取了 24 小时监视居住。
果然，宋美龄听闻消息后发怒了。
起初，宋美龄表现得还比较克制，她来到上海，对蒋经国「晓以利害」，意思就是这事你不能再往下查了，否则会影响你父亲和党国的声誉。
在宋美龄的授意下，上海警察局、孔家操控的媒体相继发声，为孔令侃洗白、辟谣。说那些囤积的物资都已经做了登记，完全合法，等等。
但老百姓和另一些媒体不相信这个，扬子公司的所作所为我们早就清楚，这时候你说它没囤积物资？鬼才信！
考虑再三，蒋经国约孔令侃谈了一次。但是孔令侃跋扈惯了，又有宋美龄撑腰，更是不可一世，双方不欢而散。
宋美龄见劝不动蒋经国，只能找蒋介石。
当时辽沈战役打得正紧，蒋介石正在北平督战，接到宋美龄的电话后，马上乘专机飞到了上海。
华北剿总司令官傅作义望着蒋介石远去的背影，叹息道：「军事如此紧张，总统家事重于国事，如何能不败？」
此时距离北平和平解放还有一百来天。
蒋经国原以为父亲作为堂堂总统，能以党国利益为重，谁知蒋介石见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干事太露！过火！」
这就好比一个猎手进山打虎，为民除害，打了几只小老虎之后，摸进了老虎一家的老巢，他刚把大老虎按在地上，准备痛扁一顿时，大老虎突然说话了：「别打别打，儿子，是我呀！咱可是一家呀！」
再一次与父亲密谈之后，蒋经国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摘掉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条幅。
这时他才明白，谁是真正的老虎。
这一场改革，从第一天起就注定失败。
此时的国民政府就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贪污腐败的病毒已经渗透到了每一根血管。
在抗战时期，美国曾给国民政府援助了 20 亿美元，但是经过层层盘剥，只有 10% 用到了战场上。其余的都成了国民党高官的私人财产。
11 月 1 日，国民政府在经济上终于不再谋求改革，彻底躺平，宣布取消「八一九限价」。
随着物价飞涨，金圆券最终难逃「废纸一张」的命运。
11 月 3 日，蒋经国辞去了经济管制副督导的职务，黯然离开了上海。
国民政府为了平息民怨，在 11 月 11 日宣布允许用金圆券兑换黄金、白银和外汇，但不准在市面上流通。此时的兑换比率，可比三个月前国民政府买进时高了 5 倍之多！
但就是这样，市民也要换回黄金。就像抢购物资一样，他们在宵禁结束后第一时间涌到中央银行，要把废纸一样的金圆券换成保值的黄金。
还有一个原因：此时的蒋介石感到大势已去，决定逃到台湾另起炉灶再开张，所以在 48 年冬天，他下令把国民政府所有的金银偷偷运到台湾。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让本来就急着兑换黄金的市民彻底陷入了疯狂。
12 月 24 日，中央银行门前的市民因为进不了银行而发生骚乱，酿成踩踏事件，造成 7 人死亡 50 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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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兑换黄金的人群
而那些大资本家们此时发国难财更是肆无忌惮。在他们眼里，财富才是永恒，政府、法律，全是骗小老百姓的。
这些资本家虽然看上去是中国人，却没有中国心，中国人民在他们的眼里只是收割对象。他们在国外都有资产，有朝一日在中国赚不到钱了，他们会立刻转身离去，追逐新的财富。
普通百姓可就惨了。
一个国民党军官发了月薪之后，只等了一天，那点钱就只够买一碗豆浆和两根油条了。
早上能买得起的东西，稍一犹豫，中午再来，就什么也买不了了。
金圆券信誉扫地，百姓更加恐慌，更要抢购，物价更是飞涨，如此循环往复，到了 49 年 4 月，上海物价又上涨了 6 万倍。
此时，解放军一路向南推进，即将解放上海。
那些没有逃走的资本家们优哉游哉，他们轻蔑地等待着共产党的到来，并且扬言：「共产党打仗是可以的，但搞经济不行，不出半年共产党就会自己退出上海。」
他们还要在上海赚到更多的钱。
3、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币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人民迎来了解放，这座中国第一大城市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老百姓们在翘首以盼，共产党是否能力挽狂澜，挽救上海的经济？
果然，6 月 1 日就等来了新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开业，军事管理委员会（简称：军管会）随即颁布了使用人民币和限期收兑金圆券的命令，规定每 10 万金圆券兑换 1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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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人民币却遭到了阻击。
有人传出风声，并愈演愈烈：
新政府想借着兑换人民币的机会，大捞一笔；与其换人民币，不如换成银元来得划算！
南京路上那些大百货公司，都用银元标价啦，拿着人民币进去，人家都不拿正眼看你哟！
老百姓们迷茫了，该信谁的？并且，之前被金圆券搞得倾家荡产的惨痛还历历在目，这一次到底是福是祸？人们都在观望。
而散播消息的人，行动了起来。
这些既得利益者——投机资本家们，因为军管会颁布了外汇管理办法，所以把重点放在了炒作银元上。
他们与国民党残留的特务勾结在一起，在证券大楼打着经营证券的幌子，倒卖银元，散布对人民币不利的虚假消息，制造恐慌，趁机炒作黄金、银元和外币，赚取高额差价。
倒卖银元的黄牛被称为「银牛」，就是他们每天给证券大楼里的人通风报信，在外面散布恐慌。
他们走在街上，手攥几枚银元，不时让银元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总能吸引一些人的注意。要是有人上前攀谈，这些银牛定能让他们相信，只有银元才能扛得过涨价，以后的兑换价会越来越高，现在不换还等什么？
就在这种形势下，银元在几天之内价格上涨了两倍，银元一涨价，其他物价也跟着涨，人心又慌了起来。
6 月 7 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釜底抽薪，给证券大楼来个「一锅端」！
当机立断，说干就干。
经过两天的缜密准备之后，6 月 10 日凌晨，华东军区警卫旅派出四个连的兵力秘密集结，分乘 10 辆大汽车，向证券大楼驶去。
上午 9 点，证券大楼开门营业，部队马上进入了大楼。里面的人顿时慌作一团，
不少投机者见势不妙，想趁乱逃走，但整座大楼早被解放军牢牢守住，哪有让他们逃出去的道理？
有不少国民党的经济特务以工作为名隐藏在这里，暗地里专门从事破坏经济的活动。部队早已派出便衣，提前锁定了他们。所以在大部队进入时，便衣第一时间缴了这些特务的枪，搜出了他们藏匿的金银外币，并把他们集中看管了起来。
二楼的电话服务小姐们显然是见多了国民党军队里的兵痞，当看到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出现在眼前时，吓得惊声尖叫，直打哆嗦。
后来她们才知道，解放军是有严明纪律的军队。
控制住整座大楼，并将里面的人员全部转移走之后，军管会下令部队清理大楼。
解放军战士们万万没想到，清理大楼会变成「寻宝」的任务。伴随着战士们的一声声「报告」，黄金、美钞、银元等值钱物件接连出现在抽水马桶的水箱里、墙缝里，文件柜的夹层里……
几天之后，清理完毕，解放军司令部的人员进驻，就在他们准备分配房间时，又有了意外的收获。
一名 20 岁出头的战士走进一个房间察看。当他踩在房间内的地板上时，突然觉得脚下的声音跟别处不一样，听上去特别空。他警觉起来，马上撬开了地板。
地板下是几块破布，打开一看，全是黄金！
经过称量，这些差点儿漏网的黄金足足有四百两之多！为此，这名战士被记了二等功。
后来经过汇总，解放军一共从证券大楼里搜出黄金 3642 两，银元 39747 枚，美元 62769 元，港元 1304 元，人民币 1545 万多元，还有不法商人囤积的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商品和两把手枪。
解放军通过这一次雷霆行动，抓获了主要的银元投机分子，满大街的「银牛」也树倒猢狲散，不见了踪影。
4、无声的战役
但是，光有雷霆行动还不够，市民们还是不愿意来兑换人民币。
因为生活物资实在太匮乏，市民们只认物资不认钱了。
这个问题摆在了刚刚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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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是上海青浦人，他熟悉十里洋场，更了解上海这个「海」的深不可测。
要想稳定经济，枪杆子是不好使的，只能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经济的问题。
通过研究他发现，掌握市场，就要控制主要物资的吞吐能力。只要能让全国各地的物资流动起来，飞涨的物价就能变得脚踏实地。
至于上海的问题，实际主要集中在「两白一黑」上。
「两白」是指粮食和棉花，「一黑」是指煤炭，都是关乎民生的物资，也是不法商人们的囤积对象。
陈云开始筹划调拨物资。
与此同时，上海的投机势力虽然在银元上被打败了，但是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正在酝酿下一场「大战」。
10 月 15 日，棉纱价格突然开始上涨，紧接着，粮价也跟着上涨。
为了京津地区的市场稳定，不引起百姓的恐慌，也为了震慑投机势力，陈云命令东北从 11 月 15 日开始，每天通过铁路运送 500 万公斤粮食进京，并且在天坛公开存粮。
仓里有粮，心里不慌。看着每天增加的粮食，百姓心安了，京津地区蠢蠢欲动的粮食投机者也绝望了，要想囤积居奇就要搞垄断，国家有这么多粮食储备，他们哪里是对手？
京津的粮食问题解决之后，陈云没了后顾之忧，腾出双手全力整治上海的投机势力。
上海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纺织厂，因此棉纱需求量最大，这就引来了投机势力囤积棉纱。在一个月里，棉纱价格上涨了 4 倍。
陈云密令各地调动棉纱到指定地点，禁止对外走漏风声。先按兵不动，等时机一到，统一抛售。
11 月 25 日，北京、上海、天津的国营商店一起抛售棉纱。投机商们一见机会来了，赶紧不断吃进，有多少吃进多少，钱不够了就去银行贷款。
但他们发现，银行贷不出款了。
这其实也是陈云的密令之一，为的是切断投机商们的资金流。
没想到这反而起到了欲擒故纵的效果。
投机商们只觉得这是银行在故意卡他们，不想让他们囤积物资。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之下，他们选择铤而走险，去借高利贷！
上海的高利贷一下子成了大热门，利息也水涨船高，居然涨到了百分之一百，而且还是日息！
但是投机商们顾不了这些。
根据以往的经验，棉纱的价格一旦涨起来，可是要像滚滚长江水一样，连绵不绝的，有时一天能涨好几次。到时候，不但能付清利息，还能大赚一笔。
然而，高利贷借了，货物也吃进了，他们就是等不到棉纱涨价。相反，更多的棉纱被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市场。
等到他们觉得不妙时，已经晚了。打着滚往上翻的利息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只能开始抛售棉纱。可抛售得越多，价格就越低，一天之内上海棉纱的价格竟然下跌了一半。
这还不算完，陈云又部署了三条措施：
第一，所有的国营企业，一律把钱存入国营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的企业贷款；
第二，私营工厂不许关门停工，而且不许拖欠工人的工资；
第三，税金不能迟缴，迟一天就要罚取应税金额的 3%。
同一天，上海的金融和公安部门突然清查地下钱庄，其他城市也紧随其后，查抄各种私人借贷。这下，投机者的后路被彻底切断了。
连跌十天之后，投机者们彻底撑不住了，有的逃往了国外，有的不得不请求国营公司以超低价收购棉纱。
一些囤积货物的纺织厂主主动要求为国家加工订单，把自己的工厂纳入到了国家计划之中。
5、决战决胜
1950 年农历正月初五，是上海市场开市的日子。
按照惯例，春节之后的粮食行情必定看涨。
投机资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狠赚一笔的机会，在春节前就算准了上海粮食吃紧，节后必然大涨！
春节前，市面上有多少粮食，他们就吃进多少，幻想着再一次暴富。
然而，他们又一次栽在了陈云的手里。
原来，上海刚解放时，只有一亿斤存粮。根据人口计算，至少要有 6-8 亿斤的粮食储备才能够应对突发事件。
陈云下令，从江苏、安徽、湖北、四川、东北等产粮区调运各种粮食将近 4 亿斤，存储于南京杭州之间，以支撑上海为中心的市场。
各解放区以大局为重，积极支援上海的经济斗争，使上海短时间内储备了必要的粮食。
入冬之后，陈云注意到投机者们在疯狂地购进粮食，于是干脆将计就计，在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等到了正月初五一开市，所有粮店一起抛售粮食。
两亿多斤的大米一下子就投入了市场。
结果可想而知，投机商又一次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叫苦不迭，有了上一次的教训，这次他们不再等待涨价，赶紧把囤积的粮食连着好几口老血吐了出来。
就这样，陈云不费一枪一弹，彻底打败了冥顽不灵的投机资本家。十几年的通货膨胀终于成为历史。
经过上海这几次经济「战役」，全国物价也跟着逐渐稳定了下来。
毛泽东给出了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而陈云则得了个绰号：红色掌柜。
6、铁拳
同样是挽救经济，同样是在上海，前后相差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归根结底，还是当权者是否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否有一份为了广大人民利益的心。
上海解放后，全国一心，共渡难关，投机者固然再狡猾，也难免倾家荡产的结局。
反观解放前，纵使蒋经国踌躇满志，想要挽救国民党的危局，但无奈山头林立，各个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却没有一个为广大人民着想。所以失败从开始就注定了。
经济是命脉，是民生。
当资本凌驾于政权之上时，必然会变成嗜血的猛兽。
只有人民政权才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会任由投机者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搞垄断。
那些敲骨吸髓的资本家纵然再强大，也会被社会主义铁拳击得粉碎。
参考资料：
《他影响了中国——陈云》
《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夭折始末》
《解放之初上海经济保卫战》
《蒋经国打虎的前前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