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美国记者斯诺在北京见到了领导人。领导人和斯诺的私人感情很好,因为斯诺当时曾去延安采访,并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可以说是领导人的老朋友。
斯诺问了领导人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领导人的回答是,1935 年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之后和张国焘的党内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这个至暗时刻到底是有多困难,才会让领导人这样经历过无数困境不低头的伟人记忆深刻?
壹·至暗时刻
在遵义会议之前,领导人曾经数次陷入人生中的低谷。
在 1928 年的时候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批评为「枪杆子主义」,在井冈山被开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传达中央指示的特派员叫周鲁,是个糊涂蛋,到井冈山后竟然只记得开除,忘记开除什么职务了,就误传成为「开除党籍」。
这个开除党籍的处分,咱们也都知道严重性,基本上就宣告了政治生命的结束。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周鲁说党代表你是干不了了,要不你去干师长吧。直到一个月后见到了中央文件,才知道开除党籍是误传。
1929 年,领导人下井冈山去赣南、闽西开展根据地,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上跟朱德、陈毅有分歧,后来被赶出了红四军,去地方指导工作了。离开部队的时候连马都给扣下了,极其狼狈。这次打击让领导人积郁成疾,病得很严重,甚至共产国际都误发「讣告」了。
而最严重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次,则是 1931 年中央搬到苏区后,博古和李德对领导人进行排挤打压,职务基本上被撸了个干净,进入了人生的最低谷。领导人后来回忆说,别说连一个人没有上门,就是连鬼都没有一个上门。直到 1935 年遵义会议之后才有了转机。
讲这些什么意思呢?领导人经历的这些,每一次都是巨大的困难甚至绝境,但都没有成为他后来回忆中的「最黑暗时刻」。
那他所讲的最黑暗时刻,到底是什么样的绝境呢?
1935 年 6 月,领导人率领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和张国焘率领的第四方面军会师。会师之后,双方都懵圈了。
红一没想到红四这么强,红四没想到红一这么弱。
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多达 8 万余人,且补给充足,人强马壮,军容整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一方面军经过长时间的战斗突围,只剩下了 1 万多人,而且要啥没啥,除了没有穿军装的,穿什么的都有,哪还像什么军队,倒像一群逃难的。
张国焘本来对中央红军充满期待,等到见面之后,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咱们现在讲张国焘和中共中央搞分裂的原因,一般都是认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导致张国焘膨胀了。
实际上远远不是人数的原因那么简单。这牵扯到复杂的党内斗争。
四川懋功会师,相比于基层官兵的兴高采烈,高层从一见面就充满了火药味。
首先张国焘对中共中央充满了蔑视。都是从苏区撤出来,中央率领的红一只剩下了 1 万多人,而他率领的红四则发展到了 8 万多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能力远远高于中央那帮子人呗。因此高层一见面,张国焘就话里话外地攻击中央红军犯了「路线错误」。
再次他对遵义会议的结果不认同。尽管之前他对留苏派的瞿秋白、王明、博古等人极其反感,但那好歹是共产国际任命的,他张国焘再不服也不敢说什么。现在没有经过共产国际同意,就把博古撸下去,你老毛上位了。凭什么?
论资历?别说你老毛,中央这一帮子人都没有比我张国焘高的。论能力?就看看现在中央红军的惨状,还不是混不下去了来投奔我?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一人独大颐气指使惯了,现在他的目标是要夺取中共的最高领导权。
中共中央也对张国焘一肚子意见。
首先是对张国焘的态度不满。初次见张国焘的时候是在两河口,当时天公不作美,下起来暴雨,但是为了表达诚意,上到领导人为首的政治局委员们,下至基层官兵们,在暴雨中等候了几个小时,终于看见了骑着白色骏马的从树林中奔驰过来的张国焘,他脸面丰满红润,穿着合身的军装,一看就是营养不错。而中央红军的这些人一个个面黄肌瘦,憔悴不堪,穿着缀满了补丁的破衣烂衫。
在中央领导人眼里,张国焘根本不像一个中央领导下的朝圣者,更像是一个对穷亲戚炫富的施舍者,大佬们心里难免会起一些微妙的变化。以至于一个战士夸奖张国焘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泽东不无恼怒地训斥说,「别羡慕那些马!」
其次是更重要的政治问题。1935 年 5 月张国焘到理番后,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并发布公告中称,「本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坚决并率领红四方面军三十万健儿,陕甘红 26 军、陕南红 25 军、川南红 90 军,并团结领导西北一万万五千万民众配合中央红军六十万西征大军,以钢铁力量贯彻下列主张」。
这显然是把陕西的徐海东、刘志丹等陕北红军力量并入了他的势力范围。
在后来的《西北特区委员会庆祝西北联邦政府成立祝辞》中口气更大,「西北联邦政府这一旗帜的树起,奠定了中国革命西北后方的大本营……围绕在这一旗帜的周围,有中央六十万西征大军,有陕南红 25 军,陕北红 26 军,有萧、贺红二、六军团,有古宋、叙永的川南红 90 军……」
按照这个说法,这不但是把各个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划到了西北联邦政府,中央都成了西北联邦政府的一部分了。
中央领导人在会师后看了这些文件之后,对张国焘的反感和不满可以想象。擅自成立政府不请示中央不说,还说「联邦政府」,跟谁联?跟中央联?
领导人跟张国焘聊起西北联邦政府时,故意问:「我归你吧?」
张国焘竟然也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你归我呀!」
这深深地刺激了领导人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对张国焘的野心和傲慢开始有了警觉。
对于坚持党指挥枪的中共来说,张国焘的所作所为是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这是不可容忍的。
但是形势比人强,羸弱的中央红军面对强大的红四方面军,还是不敢撕破脸皮,对张国焘做了很大的让步。
在召开的沙窝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人对红四方面军说了很多赞扬的话,也进行了有限的自我批评,承认了红一方面军的失败和挫折。
在人事组织方面更是做了巨大的让步。把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补选为中央委员,把何畏、李先念、傅钟补选为中央候选委员,陈昌浩更是进了政治局委员。而周恩来更是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
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实际上是摊牌了,就是赤裸裸的恃武要权。他甚至对这个方案仍不满意,要求红四的九个人都要进政治局。这样连他在内,政治局就有红四方面军的十人,在中央政治局形成自然多数,中共中央就成了张国焘的天下了。
面对张国焘咄咄逼人的进攻,领导人等人压着怒气,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提议,然而在红军指挥机构做出了较大的让步,红四方面军占了明显优势。
总而言之,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做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就是为了要团结他。
但是在路线问题上,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坚持说党中央犯了「军事路线错误」,而「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而张国焘咄咄逼人的说,不但军事路线错误,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不然红一方面军怎么会到了这步田地。
这就是全盘否定中央的路线了。张国焘作为中央下属的根据地指挥员,显然是越俎代庖,蹬鼻子上脸了。
为了团结(互相监督),接着又把红一和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混编,分为了左路军和右路军。
左路军包括红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红一方面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军委纵队的少部分,由红一方面的朱德、刘伯承、红四的张国焘率领北上。
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的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的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张国焘,以及中共中央的领导人,率领北上。
看明白了没有,不但部队进行了混编,把军事领导人也进行了交换。朱德、刘伯承跟着张国焘走了,而徐向前和陈昌浩跟着中央走了。
这也是为了避免分裂、互相妥协的一个结果。
按照统一制定的行军路线,中央领导人带领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向巴西进发;张国焘、朱德带领左路军在卓克基集结,经过阿坝,然后到巴西乡靠拢右路军,会合之后共同北上。
我在网上找了这个图片,简单标记了一下,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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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路军按照计划,经过松潘草地(长征史上艰苦卓绝的过草地),到达了巴西、班佑地区,在此休整等待左路军的到来。
然而张国焘磨磨蹭蹭地在阿坝不走,各种找理由。后来实在被中央催得不行了,就不紧不慢地出发,然后到达嘎曲河遇上大雨,河水暴涨,张国焘又以过不了河为理由,退回了阿坝。
在巴西等待的中央领导们都快急死了。因为时间一长,胡宗南肯定又会重新布置好防线,北上的大好机会就会白白丧失。
从张国焘的种种表现,中央已经明白张国焘的意图,就是不想跟右路军会合北上。
领导人没办法,打算退而求其次,一面发电报催促张国焘前来会合,一面做陈昌浩和徐向前的工作,希望他们和中央一条心,即使张国焘不走,也让他俩跟着中央走。
本来陈昌浩和徐向前跟中央合作的还不错,一直支持北上的意见。但是随着张国焘想法的改变,这俩老兄的想法也改变了。(晋帅后来回忆说他想跟着中央走,把责任推给了陈昌浩。)
1935 年 9 月 8 日,张国焘单独给陈昌浩、徐向前发了电报,直接命令右路军掉头南下。陈徐二人不敢隐瞒,向中央汇报了电报内容。
中央明白,和张国焘的南下北上之争,已经到了针锋相对无法调和的地步了。而且尤其让他们感到忧心的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陈昌浩和徐向前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支持张国焘的南下了。
1935 年 9 月 9 日,陈昌浩向中央报告,准备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
事态一下子变得严重了。右路军的四方面军的部队,由于陈昌浩的立场转变,领导人和中央根本指挥不了。更要命的是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以及朱德、刘伯承等大批干部,也被张国焘卡住回不来了。
怎么办?领导人的心情跌到了低谷。
领导人没想到的是,更让人揪心的事在后面。
9 月 9 日当天就发生了扑朔迷离的「密电事件」。为什么说扑朔迷离呢,因为这个密电,张国焘从来没承认过,而且密电的原件也没有找到。但这个密电事件,促成了红军历史上的大分裂。
密电内容据领导人在 1937 年 3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里有「南下,准备开展党内斗争」的话。
党内斗争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央不南下,就让陈昌浩用武力解决问题了。问题已经发展到性命攸关的地步了。
1935 年 9 月 9 日夜里,中共中央秘密带领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还有红军大学紧急开拔,独自北上了。红军大学里有红一方面军的人,也有红四方面军的人。
然后让领导人更加目瞪口呆的事发生了。
陈昌浩知道中央红军带领部队独自北上后,命令副参谋长李特率领一队骑兵去追赶中央,把被中央带走的红四方面军的人追回来。
李特追上部队后,在马上大喊,「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南下去!」红四方面军的人竟然全部都走到了李特背后。
这时候领导人赶来了,表现得很冷静,语重心长地对红四方面的人说,「我们都是红军,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大家愿意跟随中央北上的就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
结果是,红四方面军的所有人,包括马夫、炊事员、勤杂人员,一个没剩,跟着李特走了。
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毛泽东,愤怒和忧伤交织于心。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个人指挥枪?关键时刻,为什么他们会跟着张国焘走,也不跟着党走?
领导人的心情,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这就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贰·结束语
后续的故事就不展开了,简单说一下。
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投奔了在此地的刘志丹和徐海东。后续林育英奉共产国际的命令回国找中央,终于在陕北找到中央,确立了陕北中央的正统性。并致电张国焘不承认张国焘的另立中央,让他到陕西和中央会合。张国焘在四川也让川军给打得灰头土脸,没办法,只能灰溜溜地北上到了陕西。
这里顺便聊一个人,徐海东。
徐海东在建国授衔时位列第二大将,他前面是在解放战争中有着神级操作的粟裕。而徐海东从 1940 年开始就因为身体原因离开了军队到地方疗养去了,错过了之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那问题来了。徐海东有什么资格成为开国大将第二名?你要真了解那段历史你就知道,他还真有资格。
因为他授衔的理由不是军功,是党功。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也就是领导人最黑暗的那段日子里,坚持党性,拉了中共中央一把。
为什么这么说呢?徐海东实际上是从鄂豫皖苏区出来到陕西的,他是红四方面军的人,是张国焘的嫡系。在红四方面军一个人都没有留下的情况下,徐海东的出手相助,就显得弥足珍贵。
现在一般都说徐海东之所以受到领导人的感恩,是因为在中央红军到达陕西时极端困难,向徐海东借款 2500 元,而徐海东直接从仅有的 7000 大洋里面拿出了 5000 元给了中央红军。
诚然,这是一份巨大的恩情。但是,相比较而言,比金钱更珍贵的,是徐海东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坚定地站在了中共中央的一边,坚持接受党的领导,而不是像张国焘一样,恃强夺权。
这份恩情,领导人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