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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1748 年），入仕已四十七年的老臣张廷玉在漫长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处分。
这年九月，「皇家出版社」文颖馆修成了皇帝的《御制诗集》，进呈御览。皇帝翻阅一遍，发现了几处错别字，勃然大怒，遂命将大学士、文颖馆总裁官张廷玉等三人「交部议处」。
这是张廷玉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议处」，虽然处分不重，已足使他惊心。
这一年冬至那一天，翰林院按惯例，为去世不久的孝贤皇后写祭文，文中用了「泉台」二字。
尚未从丧妻之痛中解脱出来的皇帝又吹毛求疵，认为这两个字不够「尊贵」，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员以「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谨之义」的罪名，罚俸一年。此诏一下，张廷玉更是心胆欲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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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大臣之一。
虽然高处不胜寒，但张廷玉却有本事在政治中枢这一高危区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走出一波惊人漫长的大牛曲线，成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
他出身书香门第，二十九岁高中进士，并被点为翰林。
三十三岁那年，他获得了一次与康熙交谈的机会，给皇帝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康熙认为他持重得体，遂「奉旨侍值南书房」，成为皇帝贴身低等小秘书。由于服务出色，四十五岁时升为「副部级」的礼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见他「气度端凝，应对明晰」，迅速升他为礼部尚书，参与机密。
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难伺候的皇帝，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对他却一见如故，欣赏至极。
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谕旨均由他缮写。
雍正与他君臣相得十三年，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分离。
雍正五年（1727 年）五月，张廷玉生了一段时间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
此事传开，成为一时佳话。
雍正末年，张廷玉回家省亲，皇帝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和你义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张廷玉年谱》）
雍正累次升迁张廷玉为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权倾朝野。
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雍正特别立下遗嘱，要以最信任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身后配享太庙，也就是死后与他一起到阴间做伴。
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整个清朝二百余年，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
乾隆即位后，对这位三朝老臣更是优礼备至，继续奉为汉臣之首。
他平时和张廷玉说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
张廷玉上朝时，皇帝从来不忘提醒身边太监上前搀扶，生怕老人家有什么闪失。
乾隆二年（1737 年），皇帝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谓至渥。
在此之后，屡有奖励。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赐诗给他，诗中有云：「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逾坚。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
另一首诗中更说：「潞国晚年尤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把他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后世名臣文彦博与吕端，足见尊重之至意。
汉大臣中，张廷玉的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称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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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近臣，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由于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防范心理。
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
确实，生活在专制政治的高层，处处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机。
一个人想始终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不佳。
特别是曾经居大位、享大名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
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则亡，韩信功成被灭，周亚夫绝食以终，岳飞血洒风波亭，于谦上了断头台，袁崇焕则惨遭凌迟。
以魏征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怀疑有结党之嫌，死后更是被唐太宗「亲仆其碑」。
以寇准之功绩，一生的结局却是罢相遭贬，死在谪戍的路上。
虽然许多君主为了让臣下放心，向他们颁赐铁券，但最终还是没有几个人逃得过猛虎之口。
即以清代而论，清代中前期的几位权倾朝野的权臣，其中除了明珠属于善终外，其余都死于非命：鳌拜、年羹尧、和珅都被勒令自尽，索额图于拘禁地饿死，隆科多死于监狱。
事实上，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只有郭子仪一人。
后来的名臣曾国藩对此体认极深，他说：「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曾国藩家书》）
「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
这就说明，君主与权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截至乾隆十三年（1748 年）前，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一直稳如泰山，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不能不说，这个人身上确有过人之处。
首先，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
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入值南书房，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
雍正即位之初，屡有诏命，皇帝「口授大意，（张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皆称旨」。
每次雍正口述后不过片刻，张廷玉即可拟就，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其文思之敏捷实非常人所及。
其次，张廷玉办事非常勤勉，为皇帝服务不惜心力。
史载他晚上退朝后还要点双烛治事，即使已经就寝，还经常在枕上思索所拟之文，或觉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
他心思缜密，记忆力极强，能将各部院大臣、全国疆吏的出身、经历，以及各司员府县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就像一个活档案库。
对其办事能力，雍正帝曾这样称赞：「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怀园语》卷一）
当然，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则与才华无关。
张廷玉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优越之处。
张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为「缜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赏，被提拔为一朝「宰辅」，在政治高层数十年如鱼得水。
为了让张廷玉继续光大家门，张英言传身教，传授给他大量做官的独门心法，所以刚刚进入仕途的张廷玉就将成熟老练的风姿展现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别注意，年纪轻轻，却已深通「为臣之道」与「保身之术」。
熟读经史而又得到父亲独门秘传的张廷玉早就认识到，为臣之道不外两个重点：一方面要能从君主那里成功地猎取功名富贵，另一方面又要不为皇帝这只猛虎所伤。
这就好比火中取栗，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
张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备的，是大臣的私心。
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为进，以无求为求，以无私来营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为官数十年，处处事事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和判断，从不露骨主动地为自己牟取私利。
朝廷上下公认他为人淡泊宁静，气质和平。
乾隆皇帝夸奖他「风度如九龄」。
他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办事出于公心，从来没有贪渎指控。他做主考官时，有人欲通关节，以微词试探，他赋诗以辞道：「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幕夜看。」
当然，越是这样皇帝越不会让他吃亏。
因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赏赐，赐银动辄上万两，还给了一所当铺，让他补贴生活。
因为他从不主动为自己的亲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对于他的子弟亲戚的仕进也多有照顾。
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谦退，皇帝每有奖赏，他必尽力逊让。
雍正十一年（1733 年）其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惊惧失措」，立刻面见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举很盛，请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
张廷玉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为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
雍正大为感动，经他恳请，特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并把此事前后情由在谕旨中加以公布，表扬张氏的公忠体国。（《张廷玉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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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张廷玉身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柔」与「顺」。
张廷玉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他认为，做高级大臣最忌讳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性格过于刚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们不讲方式方法地与天子作对，下场当然悲惨。
二是做事过于讲原则，比如岳飞。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却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以社会正义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至非死不可。
三是权力过大，不知谨慎。历史上倒霉的权臣多是由此。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与皇帝意见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积隙成仇。
第四点则比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于大臣们因为「好名」而获罪。
专制主义发展到清代，连儒学的人格追求，也成了专制极度扩张的妨碍。
原因很简单。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
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统治术上大有创新。
他们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
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
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
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为「好名」而被皇帝严厉打击。
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上与皇帝意见不同。
他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却忘了推功给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
雍正说他「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寻故将其抓入大牢。（郭成康《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
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错误。
他的政治信条是绝不要因为政治思路的差异而与君主产生冲突。
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书。
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
张廷玉有一句名言，叫「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他一生为人，谨慎小心，缄默持重。
这一特点直接遗传自父亲张英。
《清史稿》称「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
专制政治是充满风险的绞肉机，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
每天退朝回到家里，张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细细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说错的话、做错的事。
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
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
雍正对他极为信任，人事决策多向他咨询，他却从来不会透漏任何一丝风声。
他以皇帝之心为心，以皇帝之意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张扬。
许多人经他推荐而受重用，却终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
在雍正这样一只「喜怒不定」的猛虎身边，张廷玉恰如一个走钢丝的演员，全神贯注，始终紧张，没有一分钟松懈过。
他襄赞雍正十三年，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他都参与过，但是《清史稿》的列传提及他的功绩却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议对守节十五年妇女加以表彰之类。
对此，他的学生汪由敦有这样的解释，他说张廷玉主掌枢府二十四年，「凡军国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经常与皇帝促膝密谈，一商量就是很长时间。至于他所筹划者，我们却举不出一件事可以具体归到他名下，他为国操劳一生，却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记载」。
他又说：「雍正以来数十年间，吏治肃清，人民安乐……张氏从容坐而论道，享极盛之世……那么张氏的缜密周详，略可想见也。」（《张公墓志铭》）那意思就是说，雍正以来的治绩，多赖张廷玉的襄助。
皇帝的军功章里，没有张廷玉的一半，也有张廷玉的一块。
只不过张氏自己不提而已，这正可见张氏的缜密周详。
从康熙开始，三代皇帝都对他这点极为赞赏。
乾隆描写他这一特点时说：「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