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盐选会员精选文章2004 年，一位年轻的研究员惴惴不安的坐在巴黎一所大学物理学院的办公室里，对面的教授正在逐条过目着她的简历，思考着要不要给这个年轻人一个博士后的职位。
一番审核后，教授的目光停留在了 2001 年到 2002 年上，这本该是研究员最高产的博士生涯最后两年，可是现在呈现上在简历上的居然是完全的空白？
研究员似乎注意到了这点，她明白,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来说服教授的话，她的博士后职位怕是要泡汤了。于是她深吸了一口气，向教授解释道：「那时的我研究了铜镓硒的镀膜技术，就是扬·舍恩所研究的那种。
教授听完点点头表示理解，虽然简历是空白的，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研究员在博士期间付出的努力，她仍然能够获得一个博士后的职位。
为什么一份空白的简历也能让研究员得到博士后职位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故事的主角-扬·舍恩。这位欺骗了整个物理学界长达数十年的「天才」学者。
一、内向者舍恩
1997 年，年仅 27 岁的扬·舍恩( Jan Hendrik Schön ) 带着他的博士学位走出德国最南端的康斯坦茨大学，加入了著名的贝尔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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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实验室
从未发表过世界最顶尖期刊 Nature 和 Science 的他，根本没有想过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会在这两个期刊以及其他顶尖期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数十篇论文，最快的时候每 8 天就能发表一篇论文。也想不到他的研究也被 Science 评为 2001 年十大科技进展之首。更无法预料在短短一年之后，他的一系列重要突破被指造假。而一年之内，Nature，Science 撤回了他 15 篇论文，PRL 撤回了 6 篇他的论文。
他所获得的大奖被收回，博士学位被母校剥夺。在顶刊上如此大规模的造假直接引起了学界对同行评审制度的质疑。其影响之大，之深远，一直被认为是 50 年内物理学界最大的污点。而舍恩的造假方式，仅仅只是修改了一些数据，让他的结果看起来更符合人们对于这个实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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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的 Jan Hendrik Schön
舍恩的投机取巧，可以从他的青年时代说起。
1970 年，舍恩出生在在德国阿勒尔河畔的费尔登，母亲再婚后随继父前往奥地利生活，舍恩的幼年时期是和祖父母一起度过的。稍微年长后，十六岁的舍恩去往奥地利于养母于继父在一个三国交界的小镇一起居住，也因此逃避了兵役。随后，避开兵役的舍恩回到德国，进入康斯坦茨大学攻读物理学学位。
尽管辗转多地，这位年轻的孩子依旧有着德国人独有的气质，彬彬有礼又沉着冷静。在本科学习期间，舍恩展现出了对物理学知识强大的记忆力。在被问到物理学问题时，他总能迅速给出正确答案，然后完美的复述出相关的公式。
根据他的本科同学回忆：「舍恩也从来不参加争论，他总是在需要发言的时候给出适当的回答，一句不多，一句不少。「」
这低调的性格伴随了舍恩很长一段时间，他完成本硕学习后进入德国知名的太阳能电池学家 Ernst Bucher 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后，Ernst Bucher 给他的评价也是：「他（舍恩）用永远不和我争论，一直是那么谦卑，无论我说什么，他都只会说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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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st Bucher 教授是康斯坦茨大学知名的太阳能学者，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环保主义的兴起，德国为了在新能源领域抢占先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研究太阳能技术，而 Ernst Bucher 是相关领域的执牛耳者。Ernst Bucher 在瑞士的大学和美国的贝尔实验室都工作过，在两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因为母亲是英语教师而从小就学习英语的舍恩，一开始就想加入 Ernst Bucher 的团队以获得去英语国家深造的机会。
在攻读博士之前，舍恩就在 Ernst Bucher 进行过短期的学术训练，当时他的任务是使用实验室现成的计算机代码计算金属氧化物对阳光的吸收率。他小心翼翼的记录着所有的数据，这时的他对编造和篡改数据没有任何的概念，完全没有想过通过舍弃几个异常值或者更改几个不那么「完美」的数据来让自己的论文产出更加顺利。通过出色完成自己的硕士学习，他也拿了 Ernst Bucher 实验室的博士入场券。
那时，没人能想到这样一个低调，喜欢团队运动，甚至有点木讷的男孩子，几年后居然通过学术造假将整个物理学界弄的天翻地覆。Ernst Bucher 在事情败露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拿出了舍恩在他实验室的第一份实验报告。并指出了舍恩实验报告图表中一个明显的异常值（outlier），并告诉记者这种因为样品混入杂物的异常值最后肯定会被移除的，可舍恩还是一丝不苟的记录的下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居然在几年内就成为了一个编造完美数据的造假者。
博士学习期间，舍恩的工作是将实验室师兄留下来的一种铜镓硒(copper, gallium, selenide, 又称 CGS)的材料通过修饰和加工，从 P 型半导体变为 N 型半导体，从而运用到太阳能的转化设备中。由于整个实验室除了他之外的所有人都专注在硅的研究，这让研究 CGS 的他显得格格不入。这种无形之中的孤立让他直到毕业都没有完成这项任务，但这并不代表舍恩的博士生涯是一事无成的。
恰恰相反，舍恩在博士期间一共发表了 24 篇论文，以至于导师在他没能成功完成博士课题的情况依旧让他毕业。这时候的舍恩已经开始造假了么？因为时间太过久远，相关的文献资料已经无法查证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舍恩的第一次学术不端行为，就发生在他的博士阶段。
在博士研究的初期，舍恩负责的工作还比较简单，所以这时的他还不在乎在展示数据的时候算入异常值。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慢慢的开始发现，自己通过测量后分析得出的结果往往与别人报道的理论值有很大的偏差。在一开始的一个研究 CGS 能量密度的实验中，舍恩采集多个数据点后，试图通过拟合得出曲线和公式，然后用公式得出的计算结果与文献的能量密度进行对比。
可舍恩发现自己得出来的数据总是低于 1987 年的一篇论文。显然，那时的他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而他的实验室同僚们也没有研究 CGS 的经验。可是为了发表论文，符合文献数据的计算结果是必要的。怎么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合理的数据呢？其实说来也很简单，舍恩决定使用不是自己数据拟合出来的曲线来进行计算，也就是编造实验数据，通过这样的方式舍恩轻而易举的得到了文献中报道的结果。
而这，也许是舍恩的第一次取巧。
当然，这种级别的学术不端是非常难以察觉的，就算被发现后舍恩声称自己计算失误也可以蒙混过关，外界很难认定他有严重的主观捏造行为。但从这时开始，这些不好的数据处理习惯就已经为以后更严重的学术欺诈行为埋下了祸端。在多年以后事情败露后，舍恩在给自己贝恩实验室同事的邮件中回忆起自己博士期间的行为，承认自己在读博期间就开始通过捏造数据点让曲线变得更漂亮，通过拼接不同样品的结果以得到最好的结果。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舍恩数据中的异常值越来越来少，数据图也越来越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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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舍恩博士论文 右：舍恩 1998 年发表的论文
在后来调查组对舍恩博士期间的论文进行调查时，就发现舍恩发表的论文中数据比他博士毕业论文中的数据多出两个峰，而舍恩用此图得出的结论是：「与文献报道吻合。」
「与文献报道吻合」，这其实是一种很取巧的方法。就比如说，这个实验的理想数据需要试验材料为无杂质的某晶体，但是我们目前的提纯工艺并没有办法获得纯度百分百的该晶体。那么这个实验之后测量的数据自然是与理想数值有偏差的。但是舍恩论文中的数据，往往都和文献中的理论数据高度吻合，哪怕他实验中使用的晶体纯度只有百分之八十，他也能得出使用纯度为百分百的晶体来做实验才能得出的结论。
当然，这样的造假方法也使得他的实验慢慢变为自己独立完成，不需要别的任何人参与。后来其同事回忆到，舍恩的研究对前人的研究非常依赖，他得出的数据都十分的符合其他人验证过的理论，完全的满足了学界想要看到的结果。这也是舍恩日后编造的数据能够骗过众多专家的原因。
「和已经报道的文献一样，这样再错也错不到哪去，删除、编造一点数据点也没什么。」舍恩本着这样的心态，完成了他博士期间的 24 篇论文，他也成功得到了他的博士学位。
性格内向的舍恩，在当时成功的掩盖了他心中的野心。他并不满足于目前的成果，他想要成为科学界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一个能够被记录在科学史上的人。为了实现这样的野心，他需要先有一个足够强大的靠山为他背书，为他那些巨大的谎言的背书。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舍恩来到了美国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成立了自己的铁三角。正是这个铁三角的成立，为之后的舍恩提供了强有力的靠山，也为之后轰动整个学术界的造假事件，埋下了伏笔。
二、贝尔实验室的铁三角
尽管在博士毕业时已经发表了 24 篇论文，但是那时的舍恩还是没有资格加入享有盛名的贝尔实验室。在当时，贝尔实验室只会向非常优秀的顶尖人伸出橄榄枝。但是为了完成舍恩那巨大的野心，进入贝尔实验室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正如贝尔实验室那严苛的录取条件一般，它能提供的平台也是潜力无限的，而舍恩自然也看上了这一点。可是如何进入贝尔实验室呢？这个问题困扰了舍恩很久。但是正如瞌睡来了有人递上了枕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舍恩成功的进入了贝尔实验室。
在我们说这个之前不得不介绍两位贝尔实验室的大牛：Christian Kloc 和 Bertram Batlogg。同时也是这两位和舍恩组成的铁三角，为之后的造假提供了强有力的靠山。
早在 1997 年，Christian Kloc，这名同样师从 Ernst Bucher 的化学家，在产生过数名诺贝尔奖得主，诞生过晶体管等一系列改变世界的发明的贝尔实验室扎下了根。
Christian Kloc 那时与高温超导领域的著名材料学家 Bertram Batlogg 合作，试图在贝尔实验室打开通往有机材料场效应管（Field-Effect Transistor, FET）的大门。这项技术有希望将电子产品中的芯片重量大大降低，有着极高的应前景。
在当时，有机场效应管在理论上已经被证明可行，可是离投入应用还有很远的距离。彼时的贝尔实验室计划在 5-10 年内就可以让有机材料实现产业化。但是问题出现了，Christian Kloc 是一位化学家，而 Bertram Batlogg 则专注于超导研究，两位在半导体领域都不算是行家；他们还需要一个有着半导体背景的物理学家才能开始他们的计划。在当时，业内小有名气的学者大多都无暇开拓新的领域，无奈之下，Christian Kloc 和 Bertram Batlogg 决定找一个年轻人做自己的合作者。就这样，舍恩的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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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三角组合
Christian Kloc 找到他的前老板 Ernst Bucher，想要通过他寻找到一位可靠的合作伙伴，而 Ernst Bucher 也给了他两个人选，但当时舍恩并不在这两个人的名单之中。要不说人算不如天算呢，这两个最合适的候选人都有了别的计划，Ernst Bucher 没办法，就只能寻找别的合适人选。这时，一个背景不太合适但是英语很不错，同时也踏实肯干的人选映入他的脑海—扬·舍恩。就这样，舍恩就像当初逃避他的兵役一样，又一次避开了贝尔实验室的正规招聘流程，通过导师的推荐，获得了进入贝尔实验室实习四个月的机会。
OK，铁三角的三个支点都到齐了，一出好戏即将开场。
刚到贝尔实验室的时候舍恩过得非常艰难。刚来的他显得有些许不适应。本来小作坊式的汇报变成了与全世界顶尖的人才们交流分享自己的数据。而在汇报中，他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Your results just aren』t publishable. 你的数据根本没法发表。」
在 1997 年 5 月时，舍恩结束了他在贝尔实验室的实习，回德国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并在原实验室进行一年的博士后工作。在这短短一年间，舍恩「操作」数据的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他根据自己的理解随意移除原始数据中难以解释的内容，将完美的数据展示在外人面前。
这一招在频频发表德国本地德文期刊的康斯坦茨大学还行的通，因为德国本地的这些杂志的影响力都不大，康斯坦茨大学也非常低调。但贝尔实验室不一样，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贝尔实验室致力于发明可以推动世界进步的东西。在贝尔实验室的每一个人都想做出重大突破，这和一向低调造假的舍恩格格不入。要知道，此时的舍恩，在半导体物理学的涉猎非常有限，而他唯一知道做的，就是同意他人的观点。不管是对待上级的唯唯诺诺，还是捏造数据以和文献达成一致，就是舍恩性格的体现。但也正是贝尔实验室高调的作风，裹挟着舍恩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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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噻吩
那时，Christian Kloc 合成出一种六噻吩的有机物晶体，这种物质是迄今发现的空穴迁移率（迁移率越高导电性能越好）最高的有机半导体材料。而舍恩要将这种晶体做成场效应晶体管，然后在施加电压到晶体管的栅极（晶体管种的一种构造）后，测量其表面电流和计算出迁移率。实验进行的还不错，1997 年年底，三人将结果撰写成文，并起了一个大胆的标题投往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但由于没有深入的机制研究被拒稿。另一篇文章也被随后被另一家期刊拒稿。
显然，当时的舍恩还没找到发表文章的窍门。实习结束之后回到德国的日子里，舍恩在苦思冥想后对实验装置进行了改进，并将完美的数据带回到贝尔实验室。他所设计的场效应管的电流随着电压的持续升高可以升高到一个非常高的数值。这证明他们得到了一种无数学者梦寐以求的无陷阱半导体材料。这对贝尔实验室可是个好消息，因为当时有机半导体材料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得到纯度够高的晶体。而舍恩的实验恰好证明的 Christian Kloc 合成的晶体纯度够高。
1998 年，舍恩回到新泽西正式成为了贝尔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这一年也是他丰收的一年，他在博士期间的两篇论文被太阳能领域的杂志接收。为了让数据更加好看，他在有机场效应管的研究里最后的数据中加了数个虚假的数据点。他们关于 FET（场效应管）的文章也终于得以在 Physical Review B 和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发表。
这个丰收年也让他终于清楚的意识到，自己以前做的都是小打小闹，只要实验得出的数据足够好看，他就能发表更好的文章；也就是说，只要他「玩弄」数据的手段足够高超，和文献资料吻合度足够高，那他的文章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产出，发表在各个地方，获得各种他想要的成就。这一刻，舍恩仿佛被打开了奇怪的开关。
与此同时，他还有没忘记自己博士期间的 CGS 课题。这本和他在贝尔实验室的工作无关，也不是考核他工作的内容之一。可以说在 CGS 这个课题上，他没有任何来自上级的压力。但是这个课题，他在博士期间发过 24 篇论文，对于这个课题，他可以说已经了然于胸。
「既然我已经对它这么熟悉了，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可以得出更『完美』的数据了？」
于是这一次，舍恩不再是去除少量几个异常数值来让自己的曲线变得好看这么简单了。他通过远超之前文章的捏造数据量，「成功」实现了 CGS 从 P 型半导体到 N 型半导体的转化。这也是舍恩第一次捏造大量数据，这篇论文后来甚至还发表在了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在无压力的条件下，在研究中进行大规模的造假。这意味着，那个踏实肯干，愿意把所有数据真实的记录下来的舍恩消失了。现在的舍恩只是一个为了应对上级的期望，通过他精湛的演技和缜密的捏造瞒天过海的「数据操控者」。凭借自己「精湛」的「技术」，舍恩瞒过了贝尔实验室的同僚和顶级期刊的审稿人，登上了所有学者都梦寐以求的顶级的杂志–Nature 和 Science。
三、Rising Star
千禧之交，本来专注于生物学的顶级期刊 Nature 开始提高物理学和材料学文章的占比以和 Science 抢占市场。而后者也将物理学和材料学的比例从 30% 提高到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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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和材料学家们发现自己的研究不仅能发表在类似于当时订阅量只有几千的 Physical Review Letters，还能发表在订阅量上十万的综合性期刊 Nature 和 Science。这对追求曝光率和大新闻的科学家们以及贝尔实验室来说非常的诱人。
正是这样的原因，贝尔实验室也开始敦促自己的员工在 NS 上发表论文。与此同时，1997 年经济危机对半导体行业造成的巨大冲击，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朗讯损失惨重，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都朝不保夕。加上舍恩的博士后是临时工的职位，在这样的背景下，舍恩为了寻求终身职位，必须要发表一些大文章。
游戏升级，而舍恩的「奇迹」才刚刚开始。
贝尔实验室在有机材料领域的工作很快引起了「有机晶体之父「，Norbert Karl 的注意。Κloc 在学术会议进行报告时，由于对文献调研不充足而没有引用Κarl 的相关研究引起了 Karl 的不满。得知此事后，喜欢读文献学习的舍恩马上跟进了 Karl 的相关研究，发现 Karl 此前在另外一种有机材料里观察到过晶体内部在低温时导电率提高的现象，舍恩自然而然想到他所研究的晶体表面是不是也有这种效应。
舍恩的实验数据显示低温下有机晶体表面的迁移率上升了上千倍，尽管后来这被证明是捏造的数据，但这项研究在当时非常重磅。舍恩也终于开始被学界所认识。
1999 年，舍恩用有机晶体制造太阳能电池的研究终于被 Nature 接收，伴随而来的是来自于同事们的祝贺。突然而来的名誉让一向低调的舍恩不知所措。在贝尔实验室打算将他下一篇研究投往 Science 时，他向他的一位工作作者表示他觉得贝尔实验室的大佬们把他的工作吹的太过了，他不想投 Science。他开始怕了。那时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数据是编造出来的。
可他编造的数据是那么的完美，那么的符合理论物理学家的预测，一段时间过后，依然没有人发现他的秘密。可是为了终身职位，他不得不把主意打到大文章上。之前几篇文章的成功，让舍恩开始认为编造数据发大文章是一门不错的生意，比起苦心经营发领域内的文章划算不少。他的造假也从小文章上升到 NS 级别。
1980 年，德国科学家发现了硅晶体在接近绝对零度时的阻力出现不连续，阶梯式的下降，这种现象称为量子霍尔效应，该研究获得了 1985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后来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也获得了 1998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获奖者，正是贝尔实验室的资深员工，Horst Ludwig Störmer。Störmer 获奖时，舍恩已经开始了在贝尔实验室的研究。此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发表一般的 NS, 他还需要更大的新闻。
1999 年圣诞节的前几天，贝尔实验室的很多人都已经放假，而舍恩仍在实验室熬了几个晚上鼓捣他的实验装置。23 号早晨，彻夜工作的舍恩告诉 Kloc 他在并四苯晶体结构中观测到了量子霍尔效应，并在随后的圣诞晚会上展现了他的结果，连诺奖得主 Störmer 都在众人面前对他的结果连连称赞。尽管后来他的同事回忆起他加班的时候一直在用电脑，从未看到他亲手做实验，可当时没人怀疑他的数据是用电脑捏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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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后，加州大学的前贝尔实验室 Robert Haddon 找到舍恩，让他试试用富勒烯 C-60 制作晶体管。在短短几个月后，舍恩就再次得到了「完美的」数据。看到数据后，Robert Haddon 显得有点沮丧。因为 Haddon 已经在这个项目上花费了数年，而舍恩作为一个门外汉，居然几个月就搞定了富勒烯，而且数据非常完美。那时的 Haddon 把一切归咎于「自己是一个糟糕的实验学家」而认为舍恩是百年一遇的天才，完全没有怀疑舍恩的完美数据是怎么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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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烯
这两项研究很快就发表在 Science 之上，舍恩总是能轻易解决科学界遇到的重大问题。轻车熟路后，舍恩的造假之路也走的越来越顺畅。而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舍恩的导师 Batlogg 也毫不吝啬自己对舍恩的赞美。每次在学术会议上展示自己的工作时，都会不遗余力的称赞舍恩在这些突破中做出的贡献。甚至不惜与质疑者正面对抗。
尽管舍恩一直按照文献小心的编造数据，但在面对他不了解的理论时还是翻了车。当他在极化子（Polarons）上下功夫编造数据后发表后，其数据很快被理论物理学家发现了问题。舍恩在贝尔实验室的同事 Littlewood 发现无论如何计算，舍恩的实验结果和理论都无法调和。Littlewood 开始向舍恩要原始数据，而后来声称自己很少保留原始数据的舍恩居然将原始数据给了 Littlewood。但无论 Littlewood 怎么分析，都没办法发现舍恩数据中的问题。Littlewood 慢慢开始相信实验是对的，而理论是错的。后来有其他理论物理学家质疑舍恩的数据，Batlogg 总是强硬的说：「我们的数据是可靠真实的，与理论不符说明理论有问题！」
随着舍恩的名气越来越大，他越来越担心担心事情败露。假如舍恩编造数据的事情暴露，可能就不再是一句数据处理错误能解释的过去的了。而且还会让他目前所获得的一切都如同泡沫一般破碎。在这样的情况下，舍恩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基本不会与其他人合作解决科学问题。这在他文章的署名上就可以看出来，舍恩发表的文章的署名大多数时候都是 Kloc 和 Batlogg 的铁三角。
在这期间，为了避免贝尔实验室其他人加入他的研究，舍恩只能不断的保持高产以吓退合作者。这个「高产」有多「高产」呢？单说你可能没什么感觉，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时有一位研究有机材料的研究员发现舍恩观测到的现象在另外一种材料里也有可能存在，于是就想要让舍恩和他测量一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于是舍恩为了避免和这位研究员一同观测这个现象，他居然在一个星期内就编造出一篇论文说相关研究已经做完了，让这位研究员无需多费力气重复这个实验了。
在舍恩「兢兢业业」的编造数据发表文章的同时，贝尔实验室体制上的剧变却也让已经做出诸多重大突破的舍恩依旧无法拿到终身职位。在他的博士后合同结束后，哪怕导师 Batlogg 尽力帮他争取，舍恩依旧没有拿到终身职位，其身份也转变为访问学者。而舍恩的导师 Batlogg 也马上就要从贝尔实验室卸任去欧洲就职，套用一句足球赛场上常听见的话就是，「留给舍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时的舍恩终于想通，开始寻求在其他地方工作的机会。当时德国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Max Planck Institutes）向其伸出了橄榄枝，但也许是担心自己在贝尔实验室的工作，舍恩拒绝了这个 Offer。回到贝尔实验室后，舍恩疯狂刷起了文章。2000 年，在 Batlogg 离开之前的几个月，舍恩接连投出了多篇重磅论文，六月投出五篇，七月投出四篇，八月再投五篇，其中多篇都是直接投往了 Nature 和 Science。也正是人事的变动和贝尔实验室管理的混乱让分辨出舍恩的造假行为变得非常困难，这些造假论文的发表变得更加的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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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ico Capasso
几个月之后，Batlogg 离开了贝尔实验室，舍恩的直属上司变成了著名的激光学者，美国科学院院士 Federico Capasso。但是因为没有终身职位，舍恩还不是能停止他的造假行为。由于没有了 Batlogg 的背书，他需要一个新的靠山来帮助他发表顶级论文。这个新的靠山需要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地位，同时他也要对于名利有一定的追求。在这样的需求下，舍恩的新上司，在激光学界享有盛名的 Capasso 自然成为了他的第一选择。舍恩也将造假的手伸向了不怎么熟悉的激光领域。
2000 年，舍恩说他在康斯坦茨的实验室成功利用场效应让并四苯单晶发出了激光，虽然 Capasso 在内的几位知名的激光学者在讨论结果时发现了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和实验设计上的一些漏洞，但用有机材料发出激光在当时是非常大的突破。尽管同事 Slusher 认为这根本不是激光，可贝尔实验室不想等到舍恩从康斯坦茨把原型机带到美国进行进一步验证，就决定将文章发表。激光学者 Capasso 在如此大的突破面前也把持不住，他甚至拿出诺贝尔奖得主 Heeger 发表错误的论文最后不经意间开启塑料超导时代的案例，来说服其他人赶紧把这一项研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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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恩的有机材料激光论文
Capasso 对这项研究重要性的认知是正确的，短短三周，Science 就决定接收并发表这篇论文。贝尔实验室也在文章发表后大力宣传，在新闻中声称他们发明了又一个「Bell Labs Laser」。但同时，这篇论文中被重复使用两次的那张光谱图也为整个舍恩事件的暴露埋下了伏笔。
由于贝尔实验室一直要舍恩提供他那台根本就不存在的激光原型机，他逐渐发现激光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在一次次哄骗同事自己「忘记」带原型机回美国的同时，他再次回到他熟悉的材料领域。这时的舍恩，已经没有 Batlogg 为他背书了，一路顺风顺水的他，也开始面对愈发激进的质疑，甚至连诺奖得主也下场怀疑他的研究，但舍恩依旧顶住了压力，继续着他的造假之路。